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2)03-0024-06 郭沫若的反抗城市的城市诗 诅咒与批判城市的畸形发展造成的污秽、丑陋、罪恶以及由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产生 的人的精神异化，始终是与城市诗产生相伴随的现象。19世纪后半叶，波特莱尔的一些 关于巴黎各种丑恶现象的书写，已经显示了都会诗探索“以丑为美”思想的光辉。惠特 曼的《草叶集》里，对于工业进步，自由，健康等大声歌颂，唱着“繁荣吧，城市—— 带着你们和货物，带着你们的产品，广大而富裕的河流”(《横过布鲁克林渡口》)这样 乐观歌声的同时，也对于城市发展所隐藏的“一切无穷无尽的卑劣行为和痛苦”(《我 坐而眺望》)，对于“隐藏”在城市繁荣背后的更深层次的人的精神异化现象，开始了 批判性的思考： 我已看穿了你也不比别人好，/从人们的欢笑，跳舞，飨宴，饮啜，/从衣服和装饰的 里面，从洗洁了的，修整了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一种暗藏的，默默的厌恶和失望。/丈 夫，妻子和朋友之间，对各自内心的一切彼此讳莫如深，/另一个自我，每个人的副本 ，总在闪闪躲躲隐隐藏藏，/无形，无声，通过了城市里的街道，在客厅里殷勤而有礼 ，/在铁道上的火车里，在餐桌上，在寝室中，在无论何处，/穿着盛装，面带笑容，相 貌端庄，在胸膛下面隐藏着死，在头骨里面隐藏着灭亡，……——《大路之歌》 到了卡尔·桑德堡的城市诗里，对于城市的赞美与诅咒，已经构成了一种交织在一起 的高亢声音，如在《芝加哥》一诗里，“他咏支加哥是‘世界的宰猪场’，是‘邪恶’ 的，‘不正’的，‘野蛮’的都市”；“在《嘉莱的市长》诗中，用了强烈的对比法， 写出了资产阶级的官吏怎样苛求于他们的劳工”。[16]这些诗里充满了“直觉地感到的 他的怒恨的申斥与痛快的咒骂”[2]。《芝加哥》一诗里这样写道： 世界的宰猪场/器具制造所，小麦的堆积地/纵横之铁道的玩弄者与国家的运输所：/骚 乱的，嘎声的，喧嚣的，逞卖膂力的都市：/他们告诉我，你是邪恶的都市，我相信他 们，因为我曾看见你底涂脂抹粉的女人在瓦斯灯下勾引田舍间出来的少年。/他们又告 诉我你是不正的都市，我回说，是的，我曾真实地看见强盗杀人，自由地逃走了，再去 杀人。/他们又告诉我你是野蛮的都市，我底回答是：在妇人与孩子底脸上我曾看见了 饥馑的颜色。/这样回答了之后，我又向那些嘲笑我这都市的人们，我也报之以嘲笑， 对他们说：来，给我看看那昂然奏着凯歌，骄矜着有生气的，粗野的，强健的，狡狯的 别的都市。/在堆叠职业的劳作中间投放着强烈的咒诅，这里是一个高大的重击手与那 些柔和的小城市作着鲜明的对照；/凶猛得像一条舔着舌头预备开始战斗的狗，狡狯得 像一个与荒原搏斗的蛮人，……/——施蛰存译，载《现代》第3卷第1期 许多这样的创作现象说明，反抗与诅咒城市的罪恶，以批判的视角描写城市，观照城 市，已经成为世界城市诗发展潮流所形成的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侧面。郭沫若归国后生 活的现实处境的转变，使得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由赞美物质文明到诅咒物质文明， 由歌颂城市到批判城市的转变。他这方面的实绩开辟了新诗创作中反抗城市的城市诗的 艺术传统。 1921年4月，郭沫若从日本短暂回国。为倡导文学和完成医学学业，后来，他又多次往 来于福冈与上海之间。在他的感觉中，那种初归国时渴望看见祖国“向着太阳飞跑”般 “新生”的欢快，短暂地消失了。中国都会现实生活带来的幻灭与失望，驱动郭沫若城 市诗创造的一个走向：诅咒城市。他所乘海舟上的烟囱，已经不再是20世纪“名花”的 “黑色的牡丹”，而变成了“黑汹汹的煤烟/恶魔一样”(《海舟中望日出》)。他眼中 的大上海，并非呼唤中的“和平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黄浦江口》)他感到的是一 片“幻灭”：“我从梦中惊醒了!/Disllusion的悲哀哟!//游闲的尸，/浮嚣的肉，/长 的男袍，/短的女袖，/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乱闯，/乱走。/我的眼儿流泪 ，/我的心儿作呕。/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的悲哀哟!”(《上海印象》)他在 火车上所看到的，只是一群同胞麻木的景象：“哦!我怪可怜的同胞们哟!/你们有的只 拼命赌钱，/有的只拼命吸烟，/有的连倾啤酒几杯，/有的连翻番菜几盘，/有的只顾酣 笑，/有的只顾乱谈。……啊!我的眼睛痛呀!痛呀!/要被百度以上的泪泉涨破了!”(《 西湖纪游·沪杭车中》)看到都会生活现实的景象，飞奔火车中的人群，一个充满美丽 憧憬归来的海外游子，唱出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愤怒诅咒与“幻灭的悲哀”。面对大都会 的“血海”，他甚至发出了“世界末日”到来的愤激。 一道长堤/隔就了两个世界。/堤内是中世纪的风光，/堤外是未来派的血海。/可怕的 血海，/混沌的血海，/白骨翻澜的血海，/鬼哭神号的血海，/惨黄的太阳照临着在。/ 这是世界末日的光景，/大陆，陆沉了吗!/——《吴淞堤上》 “血海”是一个城市诗人心境幻化的“图景”。浸透主观爱憎情绪的这幅“图景”和 诗末发出的愤怒质疑，在并非具体物质文明而是情绪化的感觉景象描写中，为反抗城市 的城市诗由物境化到心境化批判的探索，尝试了一种新的创造的可能性。 都市现实引起的失望，是郭沫若产生反城市诗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是他对城市生活各个方面黑暗丑恶的具体感受和认识。这样的认识与实感，使得郭沫若 收入《前茅》中写于1922年至1923年的几首城市诗，《恢复》中的一些诗作，浸透了更 为实在的城市处境与“革命情绪”。这里有一个情感与理智的转变。传统的自然赞美转 为现代的城市礼赞，是诗歌现代意识的一种进步，但当面对城市文化所给予的负面刺激 的时候，自然本身又承担着反抗者的皈依与再度反叛的双重角色。郭沫若有时以返归“ 自然”美的追求反抗城市，说“我本是“自然”的儿，/我要向我母怀中飞去!”(《西 湖纪游·沪杭车中》)说“污浊的上海市头，/干净的存在/只有那青青的天海!//污浊了 的我的灵魂!/你看那天海中的银涛，/流逝得那么愉快!”(《仰望》)有时又努力摆脱自 然美的沉醉，进入关注下层社会艰难的人生与世间苦：“你厚颜无耻的自然哟，/你只 是在谄媚富豪!/我从前对于你的赞美，/我如今要一笔勾消”(《歌笑在富儿们的园里》 )；“矛盾万端的自然，/我如今不再迷恋你的冷脸。/人世间的难疗的怆恼，/将为我今 日后酿酒的葡萄”(《怆恼的葡萄》)；“我的眼中已经没有自然，/我老早就感觉着我 的变迁”(《对月》)。前一种情感是以自然美否定城市，后一种情感是以人间苦难否定 沉醉自然美的情绪。自然美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诗人对待自然美的情绪。这改变的实 质，是从放弃浪漫情怀而向关注现实社会苦难的清醒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