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2)03-0042-08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向国人介绍俄国现代“都会诗人”勃洛克诗歌的美学特色时 说：“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 ，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 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的要素。”[1]他并且这样呼唤中国现代城市诗的 产生：“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 都会诗人。”[1]到了30年代，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派诗人，开始介绍表现现 代机械文明的美国现代“城市诗人”的创作。他们说，卡尔·桑德堡(C.sandberg)的《 芝加哥》等诗，能够以新的题材，新的字汇，新的技巧，表现出“城市的卑俗与复杂” ，“愤怒的申斥与痛快的咒骂”。[2]现代诗的倡导者施蛰存更明确主张，中国现代诗 歌要表现现代人的“现代生活”与“现代情绪”，所谓“现代生活”，就包含着“汇集 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 百货店……”，这些生活给予人们的情感，与“上代人”从他们生活中得到的情感是不 相同的。[3]在诗人孙大雨、朱湘、李金发、艾青、卞之琳、徐迟、路易士、李心若、 陈江帆、钱君等人的努力下，现代“城市诗”的探索和尝试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自觉， 并显示了自己的创作实绩。当时的诗歌批评者就曾这样说，美国意象派诗“不描写都市 和机器”，而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主要写新的题材——前此为诗人所不屑注意的事物 ，他们用来当题材。这一点扩大了诗的天地，是这派诗人对于诗的贡献”。[4]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 方面。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美国“芝加哥派”城市诗的影响为考察对象，就会看到，中国 新诗的城市诗的早期形态，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在一些留学生诗歌中存在了。郭沫若 主要写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中，在这个方面的实践，可以视为中国 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 郭沫若的城市诗意识的形成 城市诗意识，即注重在现代城市中崛起的科学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现代意识。金克木193 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论述30年代城市诗为人们提供了怎样“新的感觉”的时候， 认为这种“新的感觉”，“最可以用物观来解说的”。他这里所谓的“物观”，就是“ 新的机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都明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些新东 西的共同特点便是在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感觉”；在诗的表现上，则“废弃旧有的词面， 代替从来未见过的新奇字眼，用急促的节拍来表示都市的狂乱不安，用纤微难以捉摸的 连系(外形上便是奇特用法的形容词和动词和组句式样)来表现都市中神经衰弱者的敏锐 的感觉”。[5]在勃发着青春与创造气息的“五四”时代，这种“物观”，即“新的机 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的诸多物象，进入郭沫若诗歌创作视野，刺 激他诗的“敏锐的感觉”的时候，给他带来的，主要不是“表现都市中追求刺激的病态 ”，[6]却是一种现代城市文明意识的接受，认同，新鲜感，与这种“物观”和自我精 神追求契合时所带来的创造的兴奋。 曾与郭沫若同时在日本九州留学的张资平，于《女神》出版后不久发表的评论文章中 引述好友沈敦辉的评价说，“《女神》是新诗界创作中的杰作，能使一般不饱和的新诗 人自惭形秽。”[6]这是因为，《女神》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内容，不仅仅包含了对于自 然美的歌颂所洋溢的泛神论思想光辉，更包含了对于现代科学与物质文明发展所带来“ 动”的精神的礼赞以及由这种礼赞所体现的鲜明的现代城市意识。在30年代，评论家已 经指出了这一点：远在日本的青年诗人郭沫若，“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担当者， 当时，他是生活在日本的博多湾上，正因为这种关系，他更直接地接触着20世纪的资本 主义社会的文明”；因此，他在自己的诗中，不仅奏出了“大自然的Symphony(交响曲) ”，也奏出了“黎明期高速度的前奏曲”；这里有“大都市的万籁共鸣的Symphony，有 物质文明的礼赞，有原始世界的憧憬，有托尔斯泰的礼赞，又有××的礼赞，有近代的 形象(汽车，X光，energy等)，又有神话传说的形象(凤凰，女神，Apollo Poseidon)” 。[7]这种“大都市的交响曲”的特征，正是郭沫若诗歌中拥有的城市意识的体现。闻 一多在他那篇评论《女神》的著名文章中，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新鲜的城市意识背后所 隐藏的20世纪特有的“动”的“时代精神”。他这样说，《女神》不独在艺术上“与旧 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20世纪是个动的世纪”，“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的鼓进……再能叫出 郭君心里那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 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底这种精神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8]需 要探讨的是：《女神》作者的这种城市意识是怎样获得的呢? 略微考察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经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说，富有求新 精神的独异的个性，日本现代的都市生活，近代科学思想的洗礼，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 城市诗的影响和接受，这些综合的因素，在郭沫若“动”的精神特质与城市意识的形成 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郭沫若自幼具有一种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心。在嘉定(乐山)中学读书的时候， 他就非常不满意于那里的教学的陈腐、落后和令他讨厌的“烦闷生活”。“我在这时候 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9] 在离开闭塞的四川，前往天津，参加投考陆军军医学校复试的途中，他在一封家信里这 样写道：“奇骇欲狂，夜渡黄河桥，长19里，山悬电灯，下映河水，光明四灿，黄白相 间，水声风声，助人快意。”[10]从这里可以窥见郭沫若对于现代事物的敏锐和向往都 市生活情境的迫切心理。来到福冈学医的生活和都市环境，给郭沫若很深的影响。福冈 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西端为福冈市，东端为博多市。博多市东的尽头，有 一带沿海的松林，称“千代松原”，又称为“十里松原”。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 ，有一座大的神社，叫箱崎神社。郭沫若到福冈后，就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与当 铺相当的规模很小的“质屋”内。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 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族馆，是城 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据郭沫若自己说，“自欧战开始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 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 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 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9]在这里，他感受到现代都 市生活的脉搏、节奏、气氛和意象，接受日本社会现代物质文明生活的熏陶。他叙述自 己与田汉一起参观工业博览会的情景：“福冈市中近正开着工业博览会，分为第一第二 两会场。第二会场在西公园附近。出公园后先入第二会场观览”；“我们游了第二会场 之后，又去游了第一会场。天色已经晚了。寿昌是坐八点二十分钟的车回东京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