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02)03-0058-05 回顾当代文学的发展史，应该说新时期文学在重建的过程中遭遇的最大困境就是，可 供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显得非常匮乏。尤其是自“五四”以来人们期待的现代方案经过 “十七年”和文革的实践演绎，出现了危机——它直接表现为信仰的危机、文化的危机 以及道德伦理的危机等诸多方面。出于缓解危机的需要，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与传统美德，也就自然成为了补救时下思想资源空缺的应急性策略。寻根小说的 出现固然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因素有关，如受拉美爆炸文学的启示，但另一方面思想文化 资源的匮乏与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也直接成为了寻根小说出现的契机。作为站在今天的 立场上反思历史的人们而言，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是寻根小说主题曾被视为五四精神的 一种延续，其中韩少功的《爸爸爸》作为重新审理“国民性”问题的文本引起了当时批 评界的注意；但事实是从整体上而言寻根小说所体现的倾向性还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这尤其表现在阿城的小说《棋王》、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等作品中。阿城坦言“不 关联文化的文学，文字而已，社会材料而已”[1]，他坚信“文化制约着人类”，所以 他的小说文化意味最浓：从棋中参透儒释道，悟到人生的道理；在俗人的乐趣、衣食与 痴性中融入他对文化与人的关系的思考。而王安忆从一个小村庄里发掘出的仁、义、智 、信，就如同飘荡在村庄上空似乎永不散去的哀婉琴音，唤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对一种 古老德行的最深刻记忆。显然寻根小说把一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切断了的东西， 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温习了一遍。这对于处在文化资源匮乏、道德信仰产生危机的新时期 而言，不啻为缓解内心迷惘的安慰剂。我们对寻根小说作出如上的判断，可能会带来异 议。但从寻根小说的兴起，到后来90年代“还乡”小说的一厢情愿以及新儒学的复兴， 鉴于这样一个传统文化逐渐复苏、回潮的客观事实，不能不让人警惕或者反思“五四” 确立起来的现代精神与现代性主题在新时期及其后的文学中是否被继承下来? 一 作为发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事件本身而言，传统文化的魅惑性在《古船》、 《白鹿原》、《高老庄》乃至《羊的门》等作品中已经被表现到了一种极至，从狸洼镇 到呼家堡，从赵柄到呼天成，我们几乎是在一种窒息中翻读着一页页腐烂的历史轮回。 传统文化冥顽不化，像一块巨石挡在前面，更像一张无形的网让撞入其中的人无所适从 。张炜的《古船》让隋抱朴集儒家的出世思想、道家的阴柔智慧以及西方的科学理性精 神于一身，最终也只能像阿得(张炜《愤怒的秋天》)一样败下阵来；除了退隐葡萄园作 《九月寓言》式的田园幻想，作家似乎已别无选择。同样另一位对传统文化更加沉迷的 小说家贾平凹，也经历了《浮躁》式的“阵痛”，然后是《废都》、《白夜》式的精神 放逐与颓废，无以自拔中才选择了《高老庄》为传统文化写下最后的挽辞——子路的不 归誓言隐隐让人看到了一线寻根小说走到末路的迹象。尽管这只是一段容易招致异议的 描述性文字，但对于对传统文化依然持抱乐观态度的人而言，它的启示意义就在于显现 了介于历史与现实中间的那道墙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推倒过的事实。显然这是一个问题， 一道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手中承传下来的难题。这可以从作家面对故乡的态度中 表现出来。 把这道难题返回到“五四”，从鲁迅那儿似乎不难得到这样的一种解读：故乡何谓?故 乡就是一根需要切断的文化脐带。尽管《故乡》描述了金色圆月下的海边沙地，也描述 了戴着银色项圈抓獾的小闰土，像《社戏》一样，故乡首先意味着保存在童年时代的一 份美好回忆——“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2](P2)；但更重要的是故乡也同时意味着梦的残酷幻灭，这才是促成“我”最终离 开故乡时抱有毅然决然态度的最终原因。“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 路。”这意味着童年时代的故园之梦幻灭了，但从故乡向外延伸的这条路，却架设起了 “我”从今往后与未来的希望，也切断了“我”与故乡之间曾经拥有的关系——只有往 前走而再没有了返还的可能。故乡由此几乎不再在鲁迅的笔下温情出现，保存在儿时的 那份恬静的记忆也从此消失，回乡所留给他的希望只剩下离开时的那段话。对此最好的 诠释是他后来写的《过客》。从还乡的“我”到永远走在路上的“过客”，意味着“我 ”对自己过去历史的决然遗忘：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以及要到 哪儿去。 诸多的“不知道”其实只在为了遗忘。这与其说是作答老翁，还不如说是一个孤独者 的灵魂独白，回荡其间的只有“我不回转去”的断然决心以及“死在路上”抗争到底的 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世上本没有路”的议论已然不是离乡时偶发的感叹，而是 构成了从有家可归、有情可忆的“我”到与家园与过去决裂的“过客”这一现代角色转 换的精神起点。从《故乡》到《过客》，鲁迅指认的是一条永远“在路上”的现代不归 路。“我不回转去”意味着从故乡或者说从传统文化中艰难挣脱出来的那条路已不再值 得回转，所以自己本来叫什么，从哪儿来，以及要到哪儿去，都已经被遗忘或者不再重 要，惟一知道的就是自己只身走在路上，被前面召唤的声音引领着走向坟场以及坟场后 面的未知。应该说鲁迅对故乡的深刻理解与断然离去态度都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的憎恨 基础上的，正如他在《过客》中所言，“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 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 眼泪。我憎恨他们，我不回转去!”而与这种思想紧相呼应的，则是他在《狂人日记》 、《祝福》等作品中对传统文化吃人历史与虚伪皮面的无情揭示。 毫无疑问，鲁迅作为第一代文化觉醒者已经洞察了传统文化的魅惑本质与吃人历史， 然而后来者还是要不断重蹈旧辙，在传统文化的暧昧面纱前裹足不前、无以自拔。从新 时期的寻根到90年代张炜(《九月寓言》)、韩少功(《马桥词典》)、贾平凹(《高老庄 》)等作家对原乡文化的亲近，带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就在于此。如果我们把故乡与冥顽 不化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思考，那么90年代小说中的精神还乡主题并没有缓解处于现 代工业社会发展中人的内在紧张与焦虑感，相反却陷入传统文化的层层重围。《高老庄 》无疑就是其中最具启示性的一个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