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4-0041-07 被父权制的象征秩序所拒绝的女性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终于从主流话语的缝隙中流溢 出来，作为代表作家之一的林白竟是一位从边缘地带(广西北流县)历经千辛万苦楔入“ 中心”(北京)的女性。这段经历颇有些象征意味，正如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 苏所说：“妇女从远处，从常规中回来了：从‘外面’回来了，从女巫还活着的荒野中 回来了；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了；从男人们拼命让她们忘记并宣告其‘永远 安息’的童年回来了。”[1](p190-191)不能说林白们的小说代表着所有的女性写作， 代表着所有的女性，而且她们也并不打算“代表”谁，她们大多都承认“我知道自己太 关心个人的生存”[2]，但是人们却无法否认，正是这些来自边缘的、潜层的、荒野的 、彼岸的女性，以她们个人的肉体和心灵体验竭力在撕碎关于女性和男性的种种幻象， 扰乱着主流文学的话语规范和象征秩序，让人们从破碎的一角中得以窥见一个女性的真 实的自我，哪怕这是一个扭曲的抑或疯狂的自我。一种真率的袒露，伴随着她们或优雅 而凄迷、或灵动而零乱、或犀利而峭拔、或幽深而亮丽的文字流溢出来，仿佛汁液浸透 进女性写作的书页，并在种种挤压下顽强支撑起一个女性话语的新空间，这就是新女性 小说(注：林白在《说吧，房间》这部长篇小说中，通过当作家的女主人公的口，对“ 新女性”作了这样的表述：“像本人这样既自尊又有独立精神的新女性(新女性这个词 使我精神一振，就像一道应声而起的亮光，从我脑袋的七个通道长驱直入，瞬间就完成 了能量的转换，有点像扣扣看的动画片中菠菜一吃下去身上立马就长力气，新女性的自 我暗示正是这样一种特种菠菜，我从这棵菠菜中感到自己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坚定无畏 ，容光焕发)，不光不会呼天抢地，反而会有把丈夫的情人拿来开玩笑的心情。”无论 这是正话还是反讽，它都能让我们感知到女性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和写作姿态。这既是 作品中的女作家对自己的界定，也可以视为林白等女作家对自己“异类”身份的一种认 定。这为我关于“新女性小说”的命名提供了依据。关于新女性小说的较为完整的论述 参见拙作《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这 个空间中，有对父权制文化的抗辩，有对女性生存经验的描述，有对女性“前史”的探 微，有对当下文化景观的嘲谑……林白、陈染、徐小斌、徐坤等女作家由此而楔入了女 性写作的历史，楔入了“她们”和“我们”共有的历史。面对惊世骇俗的新女性小说， 人们无论从理论上或心理上来说多少有些猝不及防，因而忧虑、怀疑、误解、责难种种 反应都有，但是不论存在多少歧见，都无法阻止这个潮流成为90年代最重要的创作潮流 之一。 王蒙在谈到徐坤时说：“这是又一代作家。比我们‘后’多了。”紧接着他以他特有 的俏皮，汪洋恣肆铺天盖地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地侃道： 他们即将后二十世纪了，当然更是后二十世纪的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年代，他们 后革命(……)。后抗美援朝。后中苏友好也后反修防修。后天若有情天亦老。后反右也 后‘改正’。后意气风发也后三年自然灾害。后父兄也后祖宗。后文革也后学潮……[3 ] 不论这位“后学”的前辈是在调侃、微讽，还是在关爱、赞叹，有一点他是说准了， 新女性小说的确可以说是“后××”之后的小说。按照王蒙所说的“辩证法”(“世界 是不停地‘后’着，又无休止地‘前’着”)，新女性小说又可以说是“超前”的小说 ——既在若干方面超越了它的前者之“前”(即那些不少评论家纳入“后××”范畴的 诸多小说潮流)，又在若干方面超越了当前之“前”(所以经常有人认为，在当下中国“ 人”的问题尚未解决，谈论“女权”是一种精神奢侈、“超前消费”)。但是也许王蒙 过多地沉溺在“后”的文字游戏中，他却忽略了“后的以后”未必与“后××”处在“ 同一个平面上”(当然大师也有走眼的时候，既然王蒙把徐坤比作恣意调侃的“女相声 演员”，也就难怪其他人把徐坤看作“女王朔”、“女顽主”了)。 诚然，“后的以后”完全可能与其他“后××”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但徐坤不是 ，新女性小说也不是。“后的以后”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处在一个有利的历史高 度、文化高度或者精神高度，面对“后”过了的众语喧哗、“新”过了的诸神出演，作 冷静的旁观、彻骨的凝思。如果说王朔们已经不必承担任何风险和压力而能尽情地在倾 圮的泛政治意识形态圣殿废墟上狂歌的话，那么徐坤们则还需在父权制文化的重重封锁 和围剿中殚精竭虑地做着“突围表演”；如果说王朔们已经可以在一个商品化时代尽情 地亵渎昔日的神圣并以此让自己也让他人满足的话(注：西方一位批评家说：“大众文 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 化矛盾》第91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这是我理解王朔们的一种方式。)，那么徐坤们则 倍感到“后的以后”精神空虚与匮乏。也正因为如此，新女性小说一方面近乎疯狂地在 解构、颠覆对“她们”构成精神重压的意识形态、文化逻辑、象征秩序，另一方面却比 所有被标志为“后”的创作潮流更执著地寻觅自己的精神家园，不论是在“荒原”中， 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哪怕是在“布雷区”跳舞，或是在“阁楼里”发疯。虚假的 充实和真实的空虚都是“她们”所拒绝接受的，“她们”于虚无中寻找自己的实在，于 绝望中寻找自己的希望，要用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否则宁可 “逃离”或“出走”于自己所居的世界。于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化中的回跃(r icorso)”在“后××”的喧嚣中被凸现出来，“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 上去。人们对问题的解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他们采取的提问方式也可能受到社会变革 的影响，或干脆创造出新的美学形式”[4](p59)。新女性小说就是处在“后××”的人 们越来越规避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的情境下出现的“文化中的回跃”，由于有了这种“ 回跃”，新女性小说的新空间才被营造出来，女性主义和女性的个体感受熔铸在一起构 成了它柔韧的支撑，超越现实和世俗的梦境构成了它的穹顶。在我看来，这是“后×× ”之后的人文精神建构，是以女性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所表述的人文关怀。这也正是 新女性小说的“超前”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