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2-0038-05 鲁迅创作于1922年的《补天》(原名《不周山》)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历史小说还只是刚刚萌发，如一股涓涓细流。从30年代开始，许 多作家纷纷从历史撷取题材，形成了颇为壮观的历史小说创作热潮。相对于其他文类的 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研究显得较为寂寞。80年代以前的研究，大多止于单个作家作 品的分析，少有综合的、系统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王富仁和韩国的柳凤九合著的《中 国现代历史小说论》(注：该论文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3期至第5期连载。)是较 有分量的研究论文，该文侧重在梳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展演变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题 材的分类。李程骅是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较早的一位，他的《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注：该书于1996年10月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着重考察了中国现代历史小说 与中外文化的关系。 以往的研究，缺乏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观念作宏观的透视与把握。本文拟在大量占有 并发掘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创作的得失描述并评析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观念。笔者 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取向上要么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要么是借古鉴 今或借古讽今；尤其是40年代的强烈的现实关注，使历史小说创作思想性、战斗性有余 ，而艺术审美不足。在历史小说理论批评方面，过分纠缠于历史事实与想像虚构之间，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现出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批评的古典化特征。即使在批评理论上有 真知灼见者，也往往在批评与创作之间出现错位与裂痕。 早在1902年，有人就试图为历史小说下定义：“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 ，而用演义体叙述之”。[1]这里明显看出定义者对历史事实的强调与依傍。1908年， 周作人在批评旧的历史小说观时申明了他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或曰：此历史小说乃小 说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2]可见，周作人看重的是历史小说的小说 性。1918年，胡适在一次讲演中，谈到创作历史小说应注意的问题：“凡做‘历史小说 ’，不可全用历史上的事实，却又不可违背历史上的事实。全用历史的事实便成了‘演 义体’……没有真正‘小说’的价值。”[3]胡适对传统的演义体历史小说的批评与不 满是显而易见的。周作人和胡适都强调历史小说的虚构与想像，也即是说“历史小说” 首先是小说，其次才是关于历史的。相比之下，郁达夫的历史小说概念详尽多了：“历 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 ，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4]郁达夫之所以强调小说中的背景描写，在 他看来小说的背景描写可以左右事件的进行，可以决定人物性格的发展，而且从读者接 受的角度来看，“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容易使小说美化”。[5](P445)可见 ，郁达夫较为强调历史小说的审美品格，在理论上是非常自觉的。 然而，当真正地投入历史小说的创作实践，郁达夫又呈现出怎样的姿态呢?翻开他的历 史小说《采石矶》，清代诗人黄仲则那孤傲、敏感、怀才不遇的身世，那蔑视权贵、敢 于叛逆的思想性格，分明是郁达夫个人的写照。尽管是一篇历史小说，倘若把黄仲则的 名字改成“零余者”、“于质夫”，说是其反映现实人生系列的小说也未尝不可。同是 创造社成员的郑伯奇早就指出黄仲则是郁达夫自己的化身与投影。[6]过分沉溺于个人 情绪的主观宣泄，使郁达夫已无暇顾及小说的艺术审美。饶有意味的是郁达夫为增强这 篇小说的历史真实感，在小说中不时地插入清人黄仲则的诗句以强化历史的真实。对于 读者来说，这种大量插入的诗句对烘托主人公的性格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倒增添了阅读 的障碍。同样，在他的另一篇历史小说《碧浪湖的秋夜》中，他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弊病 。小说的第三部分全部是历史人物厉鹗的诗《悼亡姬十二首并序》，这无非是为他的这 篇历史小说寻求一个历史实证而已。 鲁迅早在郁达夫之前就谈到对历史小说创作的看法。1921年，鲁迅翻译了日本作家芥 川龙之介的历史小说《罗生门》。在译者附记中鲁迅指出：“这一篇历史的小说(并不 是历史小说)，也算是他的佳作，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 系来。”[7]在这里，鲁迅已经谈到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分类。“历史的小说”是用现代 人的眼光去观照沉寂的古代历史题材，使历史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鲜活起来。它不重在 历史事实描摹的逼真，而重在于古老的历史中发掘新的历史意蕴。而“历史小说”则不 然，它较多地为历史所束缚，追求逼真的历史风貌，全用历史的真实。当然，鲁迅的这 种对历史小说的分类的描述过于简略。1935年底，他进一步阐述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分类 。一类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一类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 。[8](P342)从《故事新编》来看，大部分篇目应该归于他所说的“历史的小说”创作 之类。他曾指出郑振铎的《桂公塘》“太为《指南录》所拘牵，未能活泼”[9](P414) 的缺点，这也可看出鲁迅对历史小说创作想像与虚构的偏爱，对历史小说艺术审美的重 视。 应该说，鲁迅的许多关于历史小说的精辟见解是在翻译日本文学时逐渐迸发出来的。 他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作者的说明>》中谈到田中纯对芥川龙之介的评论：“他想 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 那样古代的故事经他敲作之后，都注入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10](P 582)不待说，这用于评述鲁迅的历史小说创作也较为恰切。鲁迅曾这样描述他创作《奔 月》和《铸剑》时的心境：“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 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8](P341)也即是说，鲁迅正是 在极其孤寂的情况下，走进历史，把自己刻骨铭心的悲凉的人生体验投射到历史人物身 上，达到古今相通、杂糅交融的效果。的确，鲁迅不是沉溺于古史之中“发思古之幽情 ”，但“不愿意想到目前”却未必能做得到。强烈的现实关注以及大大小小的人生俗事 扑面而来，他不能不被现实所困扰，他那支“刨祖坟”的笔又指向了当下的现实。请听 听他创作《不周山》时的表白：“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茀罗特说 ，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 ，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当 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 ”[8](P341)鲁迅小说中插入的大量的现代细节与“影射”笔法，被鲁迅视为“油滑” ，它破坏了鲁迅历史小说原本自足浑融的有机统一，使那种古今生命交融、弥合无间的 历史小说文本出现了一道道裂痕。鲁迅历史小说中大量的“油滑”笔墨对于增强小说的 现实批判性是不待言说的，它将读者从遥远的历史直接拉回当下的现实，然而却消融了 读者审美想像的空间。翻开《故事新编》，几乎每一篇都或多或少呈现出不同程度的“ 油滑”。《奔月》中对高长虹的讽刺随处可见。鲁迅历史小说最富有光彩的《铸剑》仍 不乏“油滑”之笔，小说“近来特别不喜欢红鼻子的人”一句，显而易见是鲁迅借宴之 敖的口说出自己对顾颉刚的不满。就是宴之敖的取名也深义存焉。许广平曾谈及此：“ 先生说，‘宴从家，从曰，从女；敖从山，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1 1](P46)可见，1923年以后的兄弟失和在鲁迅心中留下永远的痛楚，即使在创作历史小 说中仍不忘怀于修复内心的创伤。其实，鲁迅对自己的“油滑”也多有不满之处[12](P 299)，那是他在创作中早已意识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