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16(2002)01-0001-06 一 现代汉诗语言变数太多，居无定所，只见探索，不见守护，以至完全失去了其本质特 征的参照，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绕不开去的大问题。 研讨这个问题是颇令人尴尬的。就创作而言，短短80余年的新诗发展，其实各方面仍 只是刚刚起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自由放任惯了，不宜过早去框定什么，以免伤筋动 骨或有妨根性元气。但就理论与批评而言，却又不能因此也自由放任，或只是跟着创作 后面“打扫战场”，该有自己的目的和任务；这任务不是空对空地自我完善，更重要的 是要有问题意识。这些年理论与创作的脱节现象日趋严重，很难于实际的诗歌发展生发 作用，大多是各行其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常常是来自诗人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从而 导致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也一再延搁在那里，这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语言的混乱。诗是 语言的艺术，诗的实现首先是生命意识的内在驱动，是自由呼吸中的生命体验与语言经 验的诗性邂逅，但其落实于文本则最终是语言的实现。这种实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 有其基本的美学元素作参照的，并逐渐形成了中国诗歌的语言传统和精神传统，正是这 传统滋养了古典诗歌的辉煌，且至今仍滋养着某些传统艺术(如中国书法、水墨画等)的 生存与发展。然而到了今天的现代汉诗创作中，语言的实现则完全无“常性”可言了， 一味“移步换形”，既失去了老传统，也疏于对新传统亦即朦胧诗、第三代诗某些优良 品质的发扬，只讲差异、讲个人化，结果反而面目不清，空前的散文化、非诗化，同时 也导致当代诗歌在整个文学及文化格局中的自我迷失与边缘化。 诗歌创作一时惟求新求变是问是无可厚非的，理论与批评则应从“变”中求“常”， 从激进的“拓进”中求稳重的“守护”——基于上述指认，本文试图寻找现代汉诗的语 言演进中，是否仍有可确立的一些不变元素，进而追索中国诗歌的语言特质，并想以对 小诗创作的当下意义的思考，来寻求发扬中国诗歌语言传统的新的切入点以稍稍改变我 们的困境。 二 按照陈仲义《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 总结，现代汉诗至今已呈现16种分支形态，包括“偏重于西洋移植嫁接的意象征诗学、 超现实诗学、智性诗学”，“完全本土化的新古典诗学、禅思诗学、意味诗学”，“90 年代兴起的语感诗学、摇滚诗学、日常主义诗学”，以及“势不两立的解构诗学和神性 诗学”等等，真可谓移步换形，日新月异，其变数之大，前所未有。尽管这里是作为诗 学的分类，其实语言的变数也已包含在内。如今尘埃落定，就要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变 ”了，回首来处，不免就想起一句西方的谚语——“滚动的石头不生苔”。 现代诗本质上是“自由诗”，“不自由毋宁死”。自由则生变，不变何来自由?但这种 自由也许在某种有限度的约束下才会生发更有价值的成就，亦即只有具有一定约束能力 的诗人才有权并更有效地行使这种自由。这里的关键是，“变”并非只在创新、只在拓 展，它同时还附带有修正、填补、完善那个可能存在的“常”的属性。因变而“增华加 富”，生发新的生长点，这是“变”的正面效应，但同时变得太多，伤及常性，也就难 免生出“因变而益衰”(朱自清《诗言志辨》)的负面效应。是以“变”与“常”的关系 ，应是既冲突又互补的关系，“变”为“常”生，“常”久则生“变”，再“变”更新 “常”，“常”在“变”中，“变”才有意义的归宿。有如“移步换形”，“移步”是 必须的，今人不能作古人，必须接纳新的人生经验，进入新的文化语境，表现新的精神 世界，不移步不行。但“移步”的同时是否一定要亦步亦趋地去“换形”呢?古典汉诗 从《诗经》“移”至唐诗，千年之移，其间精神变故应该不算小，但其语言形态也只是 由四言“换”到七言。再往后“移”至宋词，也只“换”到“百字令”，基本上，是一 种守护中的演进，至少，那点简约、精微的语言根性，是从不换的。现代诗的问题是深 受百年来进化论、不断革命论的影响，创新求变的欲望压倒一切，把“新”和“变”摆 在一切价值的前面，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基本稳定的诗美元素体系作根本，以便得以在守 护中拓进的常态发展。古语讲：常人求至，至人近常。诗也是这样：常人求至而至诗近 常。这里的“常”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寻常，本色、本真、不着迂怪、同中求异、从心 所欲不逾矩，是一种风度，一种境界；二是常规，本质、本源、规律性、共认共守的艺 术特质，所谓由限制中争得自由，由规范中见出生气，一种专业风度，一种化境。读诗 读久了，自会发现，真正优秀的作品反而是那些在形式上看去并不怎么特别而近于平常 的作品。也就是说，真正优秀的诗人，总是能持一种守常求变的立场来深入语言的经营 ，在某种有限度的约束下寻求创新的自由，这种约束看似消极，实则反而带有创造性和 解放性。一味求新求变不求常，看是积极、是自由，实际上隐藏了另一种不自由——心 性的不自由，将革命弄成了目的，驱动转化为迫抑，为新而新，为变而变，“因变而益 衰”，也就谈不上有“常”可守了。古典诗歌在那样逼仄的形式框架中，反而显得心性 自由，游刃有余，容纳了那样漫长、广阔而又丰富的精神历程，而今日的自由诗却以其 “类”的丰化导致“度”的递衰，只能表明，我们的诗歌语言机制出了问题。正如艾略 特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文体极端个性化的时期将是一个不成熟或者一个衰老的时期。 ”而“任何民族维护其文学创造力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广义的传统——所谓在过去文 学中实现了的集体个性——和目前这一代人的创新性之间保持一种无意识的平衡。”[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