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2)04-0001-08 文学转型与“新诗潮” 1976年清明时节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民间诗歌运动，拉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 诗歌造山运动的序幕。经过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 凌辱困顿的不同年龄段的诗人，群体性地崛起于诗坛，以对“文革”诗风的有意识的背 弃，改变了当代新诗的创作面貌。虽说新诗群的崛起和诗歌的艺术变革也受到过来自传 统力量方面的质疑，虽然诗歌在文学中的位置后来趋于“边缘化”，但在“新时期”的 初始阶段，诗的发展为人广泛瞩目，诗的状况受到普遍关注。因为诗歌“不仅为诗本身 ，而且为整个文学脱离‘文革’模式的转型，对文学观念和方法的探索、革新，起到推 动作用”。[1](P246)在政治变动带来的历史反省时期，诗歌作为时代最敏锐而充分的 导体，率先承担了表达社会情绪的职责，另一方面，诗在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也使它一 度在文学诸样式中处于引领潮头的前沿位置，其“先锋”姿态在文学界引起了有意义的 反应。在这一时期的诗歌艺术变革中，青年诗歌的涌现反响更大。70年代末，一个青年 诗人群的集结及其向传统的冲击与现代诗艺的突进，就形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第一次最有 革命意义和影响性的浪潮。以谢冕为旗帜的新派评论家，把这股应运而生的现代诗潮称 为“新诗潮”。(注：谢冕后来还明确解释：“新诗潮”就是“新诗艺术变革的潮流” 。)在一场因这一诗潮的涌起而引发的诗歌论争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被加以“朦胧诗” 的称号。不管当时的诗界对它的看法有多大分歧，“朦胧诗”的崛起都是新时期诗歌运 动中最重要的事件。 形成过程：从地下到地上 朦胧诗或曰新诗潮以不可推拒的气势兴起并震动诗坛是在80年代初，而作为一种艺术 变革则发端于7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间。(注：食指(原名郭路生)1968年就写下了《相信 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重要诗篇，可看作朦胧诗的源头。北岛后来说， 他就是听人朗诵食指的诗而受到震撼后开始诗歌创作的，他在多个场合称食指为“朦胧 诗真正的先驱”。北岛的创作始于70年代初。六、七十年代之交，北京知青芒克、多多 、根子、林莽等人到河北省白洋淀插队，致力于新诗写作，形成“白洋淀诗群”，北岛 参与了这一文学活动，“朦胧诗”群体的核心，此时即已形成。这一时期，作为朦胧诗 的源头存在的还有北京“地下沙龙”里徐浩渊、依群等人的现代诗。(参见杨健《中国 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98页。))后来公之于世并引起剧烈反 应的“朦胧诗”代表作，多半有一段地下存活的生涯，即以手抄和油印的方式流行。十 余年的潜伏期积累了一朝喷发的力量。1978年底，同人文学刊物《今天》(注：由北岛 、芒克创办。该刊在中国大陆共出了9期，另出了3期交流资料。)在北京创刊，朦胧诗 潮的主角“今天诗派”，也就从半秘密的状态中破土而出。《今天》聚集的是“文革” 中有过曲折的心灵历程的青年诗人，他们是新时期前期最重要的诗人，有北岛、芒克、 多多、舒婷、食指、方含、江河、杨炼、严力、晓青、顾城、林莽等。《今天》是一种 民间传播方式，但这批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城市的知识青年中影响逐渐扩大，而文学变 革的潮流也成难以遏制之势。从1979年开始，他们有的作品开始为部分刊物审慎地、有 限度地接纳。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这一年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 》。1980年第4期，又在“新人新作小辑”的栏目下，发表了十五位青年作者的诗。当 年8月，《诗刊》邀集了舒婷、江河、顾城、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高伐林 、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才树莲、梅绍静等参加“改稿会”，并在该刊第10期上， 以“青春诗会”的专辑，发表他们的作品和各自的诗观。自此，青年诗人的创作在公开 诗坛上的影响不断扩大，而诗歌界关于它们的评价的尖锐分歧，也表面化起来。1979年 末，复出的诗人公刘发表了题为《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注：刊于 《星星》1979年复刊号。这篇文章，后来被看作朦胧诗论争的开端。)的文章，提出青 年诗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及表达方式问题，认为应加以理解并予以“引导”。1980年 4月在广西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为已议论纷纷的青年诗歌评价问题提供了集中发表 意见的场合。青年诗人的创作和产生的影响，成为对当前诗歌状况作出不同评价的共同 依据。随后，批评家谢冕将整理的发言，以《在新的崛起面前》为题发表。(注：见198 0年5月7日《光明日报》。)作者满怀激情地以“五四”为参照，对新潮诗给以热情肯定 ，吁请评论界的“宽容”：主张“对于这些‘古怪’的诗”“听听、看看、想想、不要 急于‘采取行动’”。1980年，关于新诗潮的论争已在较宽的范围内展开，《福建文学 》以本省诗人舒婷的诗为对象，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新诗创作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对 诗潮的分析和新诗六十年来的经验和问题。这一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 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文章从阅读感受上批评新潮诗的朦胧、晦涩、难懂，引发了 诗歌论争的全面展开，青年诗人的创作也因该文而获得“朦胧诗”的共名。(注：章明 的文章指出“有少数作者大概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 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 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接着，作者称断：“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 ，我对上述一类的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 ‘朦胧体’吧。”章明在给出一种诗体名称后，还举出两首发表在当年报刊上的诗歌( 杜运燮的《秋》，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为例，故做不懂诗的样子，作了一番颇 有意味的分析。)在此后长达三四年之久的“朦胧诗”论争中，孙绍振、徐敬亚先后发 表了与谢冕持同一态度的文章(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 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谢冕、孙绍振、徐敬 亚的这三篇带有“崛起”字眼的文章，后来常被合称为“三崛起”。)对青年诗歌潮流 给予热情支持。尽管青年诗歌在论争中被反对者斥为诗歌逆流，这三篇支持青年诗歌的 文章在1983至1984年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中，也被看作是有代表性的错误理论而 受到严厉警告，但由于80年代文学环境已大为改善，坚持以政治方式解决文学问题的做 法已收不到什么效果，“朦胧诗”的影响由之迅速扩大，并确立了它在中国当代诗歌转 折期的地位。一大批受“今天”诗影响或有着相同艺术取向的青年诗人(主要是七七、 七八级大学生)汇入新潮诗歌队伍，如王小妮、梁小斌、吕贵品、王家新、岛子、许德 民等，相继切入者年纪愈来愈轻，生生不息的艺术涌流又孕育着下一次更有泛滥性的诗 潮的到来，新时期诗坛由此出现了新诗史上前所未有的激动人心的兴盛局面。 “朦胧诗”：观念差异的产物 新时期的青年诗人及他们的创作被冠以“朦胧诗”的名称作为一个整体，即被当作一 个诗人群体及诗歌类型来看待，在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的诗歌论争的结果，或者说，“ 朦胧诗”这一指称是观念差异的产物。乌托邦政治实践在70年代末的解体，必然带来被 权力意识形态长期挟持的文学的解放，诗歌的艺术变革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实际上 ，诗歌理论已滞后于创作。“文革”中，公开诗坛上“假、大、空”的标语口号式韵文 泛滥，而在民间，“落难”诗人的苦难的生命汁液痛苦地分泌而为真的诗；一些在迷惘 中觉醒的青年作者，凭着善感的心灵和有限的新诗知识，尝试着个人化的审美世界的建 立。而理论界，因为公开的表达受制于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必须与后者保持大体一致的 步调，所以要到“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以后才能有“突破”。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 然有人出于各种考虑会继续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看待文学与诗歌，形成与弃旧图新的审 美立场的文学观的对立。双方的存在，都依赖于对正在发生变化的文学(诗歌)现象的理 解、阐释与批评。当一种背弃了“文革”表述模式的诗歌在获得解放的诗坛上出现，自 然会引起不同的反应与评价。1980年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里所引的两首 “朦胧体”诗，其实并不难懂，它只不过是运用了诗歌通常用的象征或借意象表现情绪 感受的手法，作为诗人的章明对这类诗的反应，显得没有道理而又有一定的代表性，说 明诗歌偏离了意识形态要求，看上去是与一体化文学时期形成的诗歌阅读习惯相捍格， 而在深层上是触动了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文学利益因而遭到抵制。随后有人将这种新品格 的诗称为“古怪”诗，甚至看成是二三十年代“现代派”诗歌“沉渣泛起”，这进一步 说明新潮诗在与一种诗歌传统相“断裂”时，恢复的是新诗史上另一已中断的传统，而 它的批判者不过是在竭力维护前一传统，这是一种在几十年时间里逐步意识形态化的文 学传统。诗的新变，历时地看，是在复活中断了的现代诗，而在共时的视野里，它是诗 的审美本质的显现，而这正是“文革”后在“废墟”上从事清理工作的理论家们急切要 寻找到的不知被湮埋去哪里了的象征着艺术创造的珍品。与章明们不同，不满于文学政 治化的审美本位的理论家们，对诗的新变表现出本能的兴奋，他们毫不迟疑地站出来为 “读不懂”的诗辩护，吁请对青年诗人给以“宽容”，在欢呼叫好中为诗的反叛推波助 澜。一方面，诗歌确实在更新，另一方面，新潮理论家们要借创新的诗表达自己的文学 变革愿望：这在变革时代，既是一种必然的要求，又有了现实的可能。如果说，质疑变 革了的诗是在维护某种观念的话，支持诗的新变就是一种欲望的实现。“朦胧诗”，就 在这种变革时代的观念交锋中被“构造”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