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同一部作品,会有很多版本,人们比较容易查找。读者有时随便找出一本 就看,其实是很不科学的。一个作家的作品,究竟哪一个版本最好读?或者说究竟哪一 个版本代表了作家的思想和主张?习惯上人们一般要找最近出版的版本来读,方能全面 了解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作家的创作意图。其实,现代作家的版本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因而研究现代作家作品的版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一生不改的版本 有的作家对他的处女作视为珍宝,舍不得割爱。一直到老还在守着他的处女作的最初 构思。这就像一个人的初恋,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会刻骨铭心地记在心中,谁也无法改 变这种恋旧的情结,也没有必要改变它。你要研究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作家的创作意图, 看他的初版本和他的后期版本都是一样的。而由原作改编的其他版本则可能与作者的写 作意图不一样。曹禺先生的《雷雨》,堪称我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读者一般是通过 看舞台剧来读剧本的,因为舞台有气氛的渲染,要比单独坐在那里读剧本产生的印象更 深刻。我们接触的演出本和由此改编的电影剧本,都是从周家仆人鲁贵给同样是仆人的 、他的女儿四凤讲周家屋子中闹鬼故事开始,一步步展开周朴园家庭的生活内幕和隐藏 其中的种种丑恶。最后,当侍萍来周家找儿子大海并要领回女儿四凤时,矛盾逐步推向 高潮,周萍和蘩漪的奸情暴露,和自己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丑事大白,羞愧难当,只 好开枪自杀。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四凤触电身亡,周冲追赶四凤,也触电身亡。鲁 大海打了周家的下人,从后门逃跑。蘩漪疯了,侍萍昏倒。周朴园一声“他……他…… ”地惊叫,大幕徐徐落下。这个结尾,一是给观众一个强烈的震撼,二是对这个家庭悲 剧的原因留下了无穷的思考余地,应该说这个结尾是十分有力的。初版《雷雨》前面有 一个序幕,后面有一个尾声,是说十年以后的事情。周朴园把他的公馆捐给教会作了医 院。蘩漪和侍萍就住在这所医院中,周朴园还定期来看她们,表现出周朴园对由他引起 的一切悲剧某种程度上的忏悔。应该说,这个序幕和尾声大大削弱了本剧的批判精神。 但作家对这个序幕和尾声钟爱有加,尽管从作品诞生以来,所有的演出本都没有演过这 个序幕和尾声,甚至根据这个剧改编的电影,也没有考虑这个序幕和尾声。作家一直希 望有一个聪明的导演能体谅他的良苦用心,在演出中再现这个序幕和尾声。但始终没有 找到知音。按说作家该考虑这个序幕和尾声究竟是不是必要的了。但一直到出版作家的 文集时,都不忍心割掉这个序幕和尾声。这是为什么呢?请看作家的解释:“《雷雨》 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但最显明的莫如首尾的序幕和尾声。聪明的批评者多置之不提 ,这样便省略了多少引不到归结的争执。因为一切戏剧的设施须经过观众的筛漏;透过 时间的洗涤,好的会留存,粗恶的自然要滤走。所以我不在这里讨论序幕和尾声能否存 留,能与不能总要看有否一位了解的导演精巧地搬到台上。”又说:“我只想提出序幕 和尾声的用意,简单地说是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 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 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回念着《雷雨》像一场噩梦,死亡、惨痛 如一支钳子似的夹注人的心灵,喘不出一口气来。《雷雨》诚如有一位朋友说,有些太 紧张(这并不是句恭维的话),而我想以第四幕为最。我不愿这样戛然而止,我要流荡在 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序幕和尾声在这种用意下,仿佛有希腊悲剧Chorus一部分的 功能,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原来作家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他不想 让本剧的结尾死了那么多人,罪恶那么深重,从而给观众的打击太大,以至观众在感情 上无法承受。所以作家用序幕和尾声把故事推前十年。让它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年代,使 观众处在适中的位置上欣赏本剧的故事,这体现了作家的善良。另外,作家还要追求一 种诗的激情,作家要使《雷雨》成为一首流动的诗,使读者能够看到作家在揭露丑恶的 同时,还在追求一种朦胧的生活美。就为了作家这个愿望,我们就没有理由来责难序幕 和尾声的存在。 只改过一次的版本 茅盾先生的《蚀》写于1927年秋至1928年春。1927年随着蒋介石背叛革命,武汉汪精 卫政府也公开走上反革命道路,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时的茅盾先生由武汉到 了上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朋友劝他写稿出售,他试着用四个星期写成《蚀》的第 一部《幻灭》交《小说月报》发表,茅盾先生说:“那时候,我的妻子生病,我是在病 榻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上断断续续写起来的。那时候,凝神片刻,便觉得自身已经不在 这个斗室,便看见无数人物扑面而来。第一次写小说,没有经验,信笔所之,写完就算 。那时正等着换钱来度日,连第二遍也没有看,就送出去了。等到印在纸上,自己一看 ,便后悔起来;悔什么呢?悔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素材。”《蚀》的第二部《动摇》 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写成。构思用去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实际写作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天 。《追求》连构思带写作,共花了两个月。作家叙述这一段写作经历时说:“那时候, 我是现写现卖,以此来解决每日的面包问题,实在不能细细推敲,反复修改。印出来后 ,自己一看,当然有些不满意,有时是很不满意,可是这时候再来修改谁也不肯再付钱 ,而我又家无余粮可以坐吃半月一月,因此只好这样自慰:下次写新的作品时注意不要 再蹈覆辙罢了。但不幸的是,依然屡蹈覆辙。”从作家的自我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当 时革命作家生活的艰难,以及写作环境的险恶。作家写作中的某些不足是在所难免的。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印这三本书,并提出对其中某些部分的修改意见。 作者回忆说:“那时候,我觉得不改呢,读者将说我还在把‘谬种流传’,改呢,那就 失去了本来面目,那就不是1927-1928年我的作品,而成为1954年我的‘新作’了。这 矛盾似乎颇不易解决。当时我主张干脆不再重印,但出版社又不以为然。结果我采取了 执中方法,把这三本旧作,字句上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对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则根本 不动。至于字句上的修改,《幻灭》和《动摇》改的少,仅当全书的百分之一或不及百 分之一,《追求》则较多,但亦不过当全书的百分之三。三本书原来的思想内容,都没 有改变。”我们对照两个版本,就会看到作家改动的主要是把“女子”改成“女人”, 把“男子”改成“男人”等,这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文字的工作。《蚀》在《小说月报》 上连载,一期一期登下去,各部分文字上的不统一是很难避免的。现在把文字统一起来 ,对本书质量的提高大有好处。但对整个故事结构和人物命运则基本不动,这样做是为 了保持全书的历史原貌。作家不想以他建国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来重新安排小说中的 人物命运,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毫不掩饰自己当初写作时的某些幼稚和不成熟。出版 《茅盾文集》时,作家郑重声明,《蚀》的出版仍以修改本为准。当时出版社曾提出是 不是要把《蚀》恢复到原来的面貌,作家很快做了答复:“不必改回去了!”“文革” 中,作家的这本书受到批判,被诬为“小资情调”。作家不以为然,始终保持沉默。作 家逝世后出版的全集,仍以1954年的修改本为准。《蚀》的修改表现为作家的坦诚和政 治勇气,不追风,不趋时。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作家历史上留 下来的作品,用今天的眼光要求历史,本身就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