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红楼梦》情结 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20世纪中国文学是全新的文学，因为它背离以往的中国文化和 文学传统，而遵从了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体系。于是，具有科学、民主和自由精神的 西方文学倍受青睐，不断被追踪和翻译介绍；而几千年来被奉为经典的中国古典文学却 门庭冷落，经常遭到批判、否定和嘲讽。在西方文学基本一统天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格 局中，《红楼梦》等少数作品可能是个例外。 对20世纪中国作家来说《红楼梦》是一个重大存在，这表现在几乎所有作家都读过或 了解它；也表现在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受了它的影响；还表现在有不少作家倾心和迷 醉于它，并形成强烈的“《红楼梦》情结”。俞平伯一生酷爱《红楼梦》，后来成为举 世瞩目的“红学家”。曹聚仁说他读《红楼梦》多达百遍。张爱玲是个典型的“《红楼 梦》迷”，她曾说：“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几遍。就我自己说，八 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 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注：张爱玲：《论写作》，《张看》， 花城出版社，1997年，第259页。)她还说自己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注：张爱玲：《红楼梦魇·自序》，《红楼梦魇》，台湾皇冠出版社，1976年。) 一个“魇”字足见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痴狂”情态。王蒙曾称：“我是《红楼梦》 的热心的读者。从小至今，我读《红楼梦》，至今没有读完，没有‘释手’，准备继续 读下去。《红楼梦》对于我这个读者，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 翻开书页读都可以的书。同样，当然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注： 王蒙：《红楼启示录·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刘绍棠与《红 楼梦》有“不解之缘”，他甚至说：“我把《红楼梦》奉为中国小说家的‘圣经’。” (注：刘绍棠：《槛隔》，《如是我人：刘绍棠散文随笔》，华文出版社，1997年，第2 96页。)“在中国写小说的人不读《红楼梦》，我觉得就像基督徒不读《圣经》一样。 ”(注：刘绍棠：《断章取艺》，《如是我人：刘绍棠散文随笔》，第301页。)贾平凹 在《贾氏家族》中亦称：“当我后来读了《红楼梦》，其中有些人际关系简直和我们家 没有多大的差别，可以说这个贾家是那个贾府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注：贾平凹：《 我是农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不止于此，在20世纪中国与《红楼梦》发生亲密联系的作家还有一些，他们是陈独秀 、胡适、鲁迅、巴金、曹禺、林语堂、老舍、李劼人、张恨水、何其芳、路翎 、胡风、端木蕻良、孙犁、欧阳山、琦君、白先勇、高阳、三毛、李国文、霍达、陈忠 实、余秋雨等。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些受《红楼梦》影响的经典 之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伤逝》、《家》、《寒夜》、《四世同堂》、《雷雨》、《 北京人》、《原野》、《死水微澜》、《京华烟云》、《金锁记》、《财主底儿女们》 、《游园惊梦》、《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废都》等。如有学者认为：“我 们可以把巴金创作中的一部分作品称为‘现代《红楼梦》’。”(注：陈思和、李辉： 《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247页。)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曾获诺贝 尔文学奖提名，但它离不开《红楼梦》。林语堂说：“在此期间，犹有一事可记者，即 读《红楼梦》，故后来写作受《红楼》无形中之熏染，犹有痕迹可寻。”(注：林语堂 ：《我怎样写<瞬息京华>》，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 345页。)也有人认为：“我们从《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中，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 》的巨大艺术投影。”(注：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早在40年代就有人称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是“民国红楼梦”(注：徐文滢：《民国以来 的章回小说》，见张伍著《忆父亲张恨水先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25 页。)。还有人称贾平凹的《废都》是“当代的《红楼梦》”(注：参见贾平凹《如语堂 》(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3页。)。由此可见《红楼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 响非同小可，如果将《红楼梦》的影响抽离出去，20世纪中国文学将不可想像，至少它 会大为逊色。 在20世纪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整体语境中，何以会出现那么多对《红楼梦 》情有独钟的作家和承继《红楼梦》传统的经典之作?换言之，《红楼梦》与现代文化 精神有哪些贯通之处，20世纪中国文学到底从《红楼梦》中汲取了哪些有益的养分，以 发展和壮大自己呢? 一、反叛专制与追寻自由 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生成的探源，客观地说研究者并没有完全不顾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 ，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家后来渐受重视，周作人提出明清小品是中国现代散文产生的 重要源头，胡适提出“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注：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第1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1页。)。但总的说来， 研究者总习惯于从“西方”角度着眼，即认为是“西风美雨”的浇灌才使中国古典文学 这棵濒于死亡的老树重生，并枝叶繁茂生长起来。站在这一基点，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就有了这样的倾向：大凡对作家作品研究者总是从西方寻找生长点，而较少探寻中国传 统的根由，如对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研究都是这样。一般来说这一理路无可厚非， 因为20世纪是中国根本转轨的时代；但从文学内部的成长来说，厚“外国”而薄“中国 ”却是有问题的。我们很难想像缺乏现代性因素的中国古典文学会在“西风美雨”下长 出现代性品格，就如同再好的阳光雨水也难以令一棵死树复活一样。仅就“反抗压迫， 寻求自由”这一主题而言，以往研究就没有跳出这一思维模式，好像只有西方娜拉等人 才具有个性解放精神。事实上，《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也包含了个性解放 思想的因素，而且这一思想对20世纪中国文学也有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