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问题，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父 权社会中，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即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细胞，也就是私有制家庭。以 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将女人作为延续 男人的姓氏、财富、血缘、生命的“存种”的工具，以及享乐的玩物，纳入男人的私有 财产的范畴。这时候，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主人与奴仆的隶属关系。台湾早期的女性文学 或曰新闺阁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男女关系。林海音《金鲤鱼的百裥裙》、《烛》 、《殉》等篇中的女人们，尽管对自己的处境不满，心有不甘，但从不否认自己与男性 家长的物化的隶属关系。她们不过是想让这种关系更稳固更牢靠罢了。金鲤鱼要穿大红 百裥裙的目的，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想要显示自己是这个家庭的继承人的生母，身份、 地位与太太小姐们相仿，享有家族一分子的殊荣。启福太太以装病吸引丈夫注意，以免 纳了新欢的丈夫把她完全抛在脑后，失了自己在家中的位置。方大奶奶朱淑芸则终生属 于一个死了的男人以及他的家庭。 女性身受这种隶属关系的制约，但却憧憬着、向往着一种两性之间平等的、和谐的相 属关系。台湾言情文学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理想，那种两情相系、平等相爱、相互忠诚、 至死不渝的故事确实打动人心。在这样的作品中，男性都尊重女性、爱护女性，怀抱一 腔深情对待女性，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女性从这种相属关系中得到的当然是幸福、 满足、快乐一生。然而，理想并不等于现实。且不说女性得到了美满的爱情并不代表着 实现了美好的人生价值，即便是美满的爱情本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亦不多见。在父权 制仍然强大的今天，男女相属关系的真正建立似乎还很遥远。 在今天，女性对男性的隶属或从属关系已经打破，可是，由于时代、社会条件、社会 观念的局限，新型的、健康的男女关系一时间还建立不起来。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夹缝中 ，女性“拜社会现代化之赐”，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大量地加入台湾经济生产行 列，掌握了一部分经济实权，因之，逐渐有了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呈现在社会现象上 ，便是女权运动的勃兴以及新女性主义的抬头”(注：吴锦发：《论季季小说中的男女 关系》，见《季季集》，[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59-360页，第365页 ，第365页，第359页。)。但是，仍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却不甘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 ，封建的、落伍的男性沙文主义也不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两性之间有史以来的 战争不得不扩大化并呈现出新的样貌。反映在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中，一言以蔽之，就是 男女关系的无情、疏离与对抗。 一、无情时代 “无情时代”是借用台湾女作家蒋晓云的一本小说集的名字。夏云说：“蒋晓云所写 当代青年的爱情中，很缺真情与纯情。作家朱西宁说她写的是一个‘无情时代’。夏志 清教授说‘蒋晓云小说里的台北知识青年都相当自私，不肯为爱情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 的。’时代如此，他们是特定环境的产物。他们生长的社会中，旧传统道德摧毁了，新 的理念价值观又未建立，经济骤变下形成一个一切以金钱为第一的天地。生长其间的一 代，自然而然商业化，看重物质，自私自利，对属于精神性的都不沾边，事事只为自己 打算。不管是在爱情上，或其他事情上，总是先把自己保护好。在争吵不安，哭哭啼啼 的眼泪下，却始终是不动心也不动真情。他们的世界闹哄哄，充满声音动作，骨子里则 是孤寂冷漠的。青年们个个都是戴了盔甲的战士，骁勇无比。”(注：夏云：《序》， 见蒋晓云《无情时代》，[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这段话既是对蒋晓云小说的总结，也十分透彻地概括了年轻一代两性关系的状况及其原 因。 蒋晓云的获奖小说《姻缘路》中，林月娟在通往婚姻的“姻缘路”上一次次地受挫： 先是被谈了七年恋爱的未婚夫吴信峰随随便便抛弃，继而互有好感的陈清耀为了种种利 益娶了日籍女子，后来，与小她几岁的程涛来往毫无结果，相亲又始终无法成功，使她 “一定要结婚”的目标迟迟不能实现。其实，林月娟本人在这条“姻缘路”上付出的也 不是爱情，而是“女大当嫁”的观念，终日为“立定了志向要嫁”的唯一人生追求心急 如火、凄凄惶惶地奔忙。《随缘》中的“我”，根本不爱“长相不够英俊，身材恰是五 短”，又无情趣的牙医林冀民，在他委婉求婚的、通常是最浪漫的时刻，“第一件想到 的不是好或不好，竟是结婚的时候该穿什么鞋子，才能不高过他，又能显得体态轻盈” 。可是，她仍然高高兴兴地结婚，因为在婚龄女子比男子多了五万人的台北，能把自己 嫁出去就算很不错了。他虽然不是她喜欢的那一类型，但是“肉边菜的滋味不见得差过 肉呢，这就是‘随缘’”。《宜室宜家》中金明英有了能养她的丈夫就心满意足，对丈 夫的寻花问柳不管不问，也毫不在乎。这不能说是爱情，只是可悲的人生依附。《惊喜 》里外表端庄、清高的女中学生曾纯纯轻易委身于男学生程大鹏。他“只一通电话，她 就来了。什么都不跟他谈，人生道理，苦闷，甚至恋爱全不谈。到他要她走，她就走了 ，竟也无留恋”，“他冷落她，侮辱她，她也逆来顺受”。无爱，却有性，而且是予取 予求的性。《闲梦》中，男主角“一面说我爱你，一面要分手”，女主角则“即使是一 场梦，亦要有凭有据”，连梦境都不脱离现实。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关心的范围很窄， 仅及于本身的幸福。他们不谈政治，连社会问题也不关心。他们精于计较，行为和社会 的脉络一致，在通往婚姻的爱情道路上，处处流露出斤两分明的交易心态。其中看不到 美丽的纯情，也没有缠绵缱绻的场景”(注：夏云：《序》，见蒋晓云《无情时代》，[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0月版，第4-5页，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