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 光明去。 ——傅斯年《新潮》第一卷第四号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 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的思潮的冲突，将二重性模式永远 持续到未来。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 鲁迅说过使他看不下去的有两个人的书，一个是但丁、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他 认为这二位都是堪称“伟大”的作家。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他曾说过这么几 句话，他认为陀氏很“伟大”，但“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注：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0，932，19，830， 27页。)”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中可以反推出很多东西出来。鲁迅很 喜欢读尼采的书，据人回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鲁迅的案头常备之书，时常拿 起来翻阅。书对于人的塑造作用是非常大的，从一个人所爱看的书往往能看出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不但人会择书，书也会择人，一个能形成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格的 作家一辈子可能看过很多书，但真正能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书往往是有限的几部，这 是他的“当家的书”，是形成他的人生信念、价值取向和审美偏好的书。而从他不喜欢 的、内心排斥的书中也同样可以透露出很多信息。由于鲁迅和陀氏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 历史文化语境的相似性，使得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可以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而两人创 作中的诸多方面的差异和对立，又充分体现着作为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后发展国家的 文化“现代性”问题的典型性和复杂性。 一 就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差异的确是太大了，虽然有很多论者强调了鲁迅对“ 启蒙”的怀疑以及其思想矛盾、复杂的一面，但鲁迅毕竟是以“启蒙者”立足于世的， 没有“启蒙”信念的支撑，鲁迅也许什么都不会做，靠抄碑帖、读佛经来打发一生，那 样的鲁迅就不会是现在的鲁迅。与鲁迅不同，一度激进过的陀氏，则把启蒙主义者理性 化的整体社会改造工程称为是神话中的“建巴比伦高塔”的问题，正如他借小说中人物 之口所说：“建筑这个高塔正是不靠上帝，不是为了从地上上升到天堂，而是为了把天 堂搬到地面。”(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1年，第31，75页。)陀氏思考的中心就是对这个唯理主义的整体性社会改造 工程的质疑，他担忧的是，也许这种要把人间建成天堂的努力，将会把人间变成地狱。 而这种忧虑恰恰是作为启蒙者的鲁迅虽有所察觉但力图消除的疑问。鲁迅对于作为作家 的陀氏，主要称赞的是他的能“显示出人的灵魂的深，是更高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 注：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0，932，19，830，27 页。)。然仅止于此似有些语焉不详，尚不足以揭示陀氏创作在近代俄国社会历史转型 中所具有的某种异乎寻常的特殊性。处于“传统”与“现代”激撞的动荡时代，陀氏扮 演的不是激进时代的推波助澜的时代弄潮儿，而是激进时代的某种普遍信条的质疑者和 反对者。他一生反对得最激烈的便是人们对于“现代”的某种媚俗心态，他将其称之为 一种“桎梏性的进步遐想”。“现代”期盼者所虔信的理性主义的“进步”信仰，几乎 被他视为是一切信仰中最有待于批判的信仰。他对于按照理性和科学的原则就能建成完 美社会的怀疑与否定；对于使“杀人”、“暴力”成为天经地义的虚无主义伦理的揭示 和追问；都触及到影响现代人类生存的某些根本问题。这种对时代主导趋势“进步”潮 流持反对态度的质疑者的姿态、保守主义的态度，必使作为“时代”的先驱、现代文明 的推动者、开拓者的鲁迅感到有些隔膜。鲁迅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及到陀氏所关心的问题 ，留日时代的青年鲁迅对于其时代流行的各种社会改造思潮都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和批驳 ，如《文化偏至论》对洋务派的诠才小慧之徒的物质救国论的批判，对“众治”对个人 的压制可能“尤胜于暴君”的忧虑；《破恶声论》对无政府主义的目光短浅的科学主义 人生观的嘲讽等等。他当时的受业师章太炎就针对严复《天演论》中所张扬的进步主义 的乐观信念，写过《俱分进化论》，认为“善亦进化，恶亦进化，善恶如影随形”(注 ：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第258，278 页。)，所以“至善无恶”之时代永不会实现。此时的鲁迅在文化立场上持的是一种“ 内既弗失固有之血脉，外又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苏古辍新”式的文化主张，这与当 时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激烈的全盘反传统思想恰成对照。留日时期的鲁迅和五四时期 的鲁迅相比，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自我定位上的变化，即由原 来的独持己见、不合众嚣、带有某种现实超越性的个人，转向关注于时代现实的社会改 革者，亲身投入到当下的社会改革运动中去，并以能够写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而 感到自慰或自豪，因为毕竟将一己的哀乐融入了“群”的哀乐，为实际的社会改造尽了 绵薄之力。近来的研究者往往将鲁迅的关于“遵命”的表白视为是一种自谦，往往要费 笔墨来为鲁迅辩解，说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云云。实际上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即鲁迅于个人性的、自由的文化批判之上，找到了一个更高的旨归，那就是五四时代 已具某种组织性、且已具相当规模的启蒙主义的社会改造运动。启蒙主义运动的“主义 ”立场，开始成为他对个人的思想、言语进行自律的一种话语规则。与这种“主义”、 “信念”相谐和的思想得到发展，占据上风；而不谐和的思想、个人性的感受则得到了 抑制，被自己视为是“毒气”、“冷气”，进行自我克服。其次，这种变化也是鲁迅的 思想由带有自发性、随机性的矛盾、多义、复杂状态走向明朗化，单向化趋势，他竭力 驱赶内心深处的怀疑、忧虑，为无望的现实增添一些亮色。即使是在最充分的表现着鲁 迅的彷徨心态的《野草》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走向明朗化、单向化的基本走向，他对“ 启蒙”信念的怀疑不是对启蒙主义的价值立场自身的怀疑，而是对其是否能够实现或即 使实现是否能达到它的最初的预期和承诺的怀疑。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中有两种可能，一 种是抛开一切，走向犬儒化；还有一种就是进一步激烈化，走向一种安那其个人主义式 的极端否定和宿命式反抗。这两种倾向在鲁迅身上都有体现，但他显然倾向于后者，这 使他成为彻底否定的现代批判精神的化身，而这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精神的一种突出 表现形式。鲁迅的这种心路走向恰恰与陀氏是相反的。 青年时代的陀氏是傅立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崇信者，受别林斯基的民主主义、社会 主义思想影响极深。他积极参加了当时进步的社会团体彼特拉谢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并 因此被沙皇政府判处死刑。只是在临刑前的最后时刻才戏剧性地被赦免，改为服酷役四 年，以后再罚为士兵。苦役期满后的陀氏，社会空想幻灭，宗教情绪日益增强，思想由 明朗、单纯转向复杂、矛盾。正像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所说：“在我们这 样的时代，要求人们有明确性，是很奇怪的。”在《地下室手记》中，主人公这样表达 他成熟的、四十年来的信念：“是啊，十九世纪的人，应该是，并且在道德上必须多半 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而性格刚强的人，活动家，则多半是浅薄的人”。他对于小市民 的那种愚钝自满的“一贯性”有着极度的轻蔑，因为它们冷淡无情，灵魂粗暴，他们既 不需要健康的，也不需要病态的良心。因为要良心痛苦，就先得有良心才行。但对于陀 氏所热衷表现的病态的良心，分裂的人格，时人大多并不理解。托尔斯泰曾经写信给尼 ·斯特拉霍夫，认为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抱持似是而非的、不正确的态度”是错误的， 不应该“夸大他的意义，按照死板公式来加以夸大，把一个在善与恶的激烈斗争过程中 死去的人抬高为先知和圣徒。他使人感动，饶有兴味，可是给一个浑身都是矛盾斗争的 人立纪念碑，拿来教育后代，是不行的。”(注：叶尔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19，171页。)对于道德态度明朗化的理想主义者托尔 斯泰来说，陀氏的复杂和矛盾是无法被接受的，但正是这种矛盾和复杂性，使陀氏写出 了世界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复调小说”，它体现着陀氏的一种直面时代的冲击、接受 现代文化挑战、冲击的思想开放性和探索性。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将“现代性”的某种伦 理原则推到极致，从而使其自我暴露出它的虚妄和谬误。如《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 克夫，所信服的就是尼采式的“超人伦理”，一种拿破仑式的征服者气质。这种征服者 伦理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在一种“施恩与人”的动机与名目下进行的，他认为世界是应 该为不平凡的人所统治的，为了实现这种统治可以准许放手干一切事情，包括犯罪和除 掉无辜者。陀氏将此视为是别一种形式的“个人放纵”，一种带有典型的现代救世主义 特征的“个人放纵”。在陀氏此书的原稿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主人公的笔记：“在小说 里，通过他的形象，表现过分的骄傲、狂妄和对这个社会的蔑视。他的思想支配这个社 会(划掉了下面一句：以便造福社会)。专横是他的特征。”(注：叶尔米洛夫：《陀思 妥耶夫斯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19，171页。)这种超人主义的信念伦 理的特点在于，他使人除了他的信念之外，再也看不见别的什么了。信念成为了一切， 而真正的生活却被抛在了一边。在其后的一系列小说中，陀氏都继续了对这种“现代性 ”的信念伦理的否定，而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性的个人道德的完善上。在社会由传统 向现代转型之际，他既反对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也质疑社会改革者的火与剑的救世热 情，由此他就站在了一种激烈的“反现代”的立场上，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人的生存的危 机特别是道德危机表现出了高度的警觉，并发出了为其所处的“时代”所不乐闻的独立 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