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革命文学”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由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倡导而兴起的文 学思潮。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就其研究状况看，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之前；第二阶段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三阶段为80 年代初以来。从总体上看其研究，则有如下特点：第一，对“革命文学”的研究和评价 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第二，对“革命文学”的研究的关注重点随时代而变 化，第一阶段较为重视对：“革命文学”本身的性质以及“革命文学”倡导初期的理论 建设和论争等的研究评述；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往往停留在“路线是非”与“人事纠 葛”上；80年代以来则力图以更开阔的历史眼兴，突破固有的模式，把“革命文学”纳 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框架中，研究它与五四文学的纵向的承继关系、与世界文学 (主要为苏俄文学)的横向的引进、移植和爱动关系，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第一阶段的研究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理论建设密切相联，是同时代人的自评或他 评，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的兴起必要性和内涵界定，以理论鼓吹或论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 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1925年5月第172、173、175期及10月第19 6期)被认为是较早对“革命文学”进行系统阐述与研究的一篇论文。他从无产阶级艺术 的内涵、产生的条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对“革命文学”进行了探讨，强调 阶级性、社会性、集体主义等。茅盾反复指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反对对象是资产阶级总体 而非资产阶级个人，当时建设无产阶级艺术面临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艺术题材、内容的浅 狭，并指出其原因。茅盾的这篇论文尽管留有当时苏联“拉普”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一 些具体的批评意见还是有针对性的。 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则是较早倡导、阐述“革命文学”并进行理论建 设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16日)中强调文学与革命的密切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应该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 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认为“革命文学”的作者必须是具有革命热情 的人，“真挚的人性 + 审美的形式 + 热情 = 永远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与他的永 远性》，《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6日)，蒋光慈则在《关于革命文学》( 《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中重点强调了文学的描写对象问题：“革命文学是以 被压迫群众作为了发点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 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中要求无产阶级作家是“为革命而文 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形式是“讽 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等等。李初梨还初步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为 “革命文学”的发生寻找社会根据：“中国一般无产大众的激增，与乎中间阶级的贫困 化，遂驯致智识阶级的自然生长的革命要求”。同时，他反对作家“当一个留声机器” 。 以上文章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革命文学”的实制裁，但由于尚处于“革命文学”的运 动初期，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和把握便不可避免地存有分歧。如创造社、太阳社争 夺无产阶级文学发明权的斗争，太阳社和创造社对鲁迅、茅盾的攻击等事例，都说明了 对“革命文学”的理解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鲁迅在争中，一方面充分肯定倡导“革 命文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等方面存 在的偏激和偏颇等局限提出了批评。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关于革命文艺的作用，他认为将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 也可以的”，但“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第二，关于文艺的特征，“ 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世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文艺有自己的特征，当先求“内容 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语丝》第4卷第6期，1928年4月16日)；第 三，关于作家世界观的转变，鲁迅指出不可能出现一夜之间的“突变”；第四，关于革 命文学兴起的原因，则认为“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 共产党及革命群众)，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涨，而 是因为革命的挫折”；第五，鲁迅还批评某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在政治认识上“机械地运 用方法”，“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上海之一瞥》，上海《文艺新闻》第2 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却“对于目前的暴动和黑暗不敢正视”，艺术上 “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文艺与革命》)。 此外，也有对革命文学基本上持反对和否定意见的，代表人物有“新月派”的徐志摩 、梁实秋等。他们主要是反对“革命文学”作家提倡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鲜明的政 治功利性，以及创作题材、描写对象的单一性和排他性等。 本阶段对“革命文学”的阐释、研究上，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是批评家通 过作家作品评论发表自己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如钱杏邨《英兰的一生》(《 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日)评孙梦雷的同名作品、刘大杰的《<呐喊>与<彷徨> 与<野草>》(《长夜》第4期，1928年5月15日)、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 》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0日)、《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7月 )等。尤其是茅盾，他从创作的角度批评了“革命文学”的“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 文学也视为宣传工具”、“标语口号文学”、“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题材偏狭等特 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二，是一些资料搜集工作开始进行，出现了一批有关“革命 文学”的论文集，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郭沫若著，上海创造社出版 部1928年4月初版)、《革命文学论文集》(霁楼，《生活》第1卷第4期，上海生路社，1 928年5月初版)、《非“革命文学”》(梅子编，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1月出版)、《关 于革命文学的文献》(知白，《大分报文学副刊》，1929年3月出版)、《革命文学论》( 丁丁编，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2月5日出版)，以及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李何 林编，上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等，这些都是研究“革命文学”较有价值的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