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先锋”文学现象分为“前”与“后”，首先考量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尽管 它们两者之间在出发点上有着相同的目的性。 在“前先锋”的文本中你仍旧可以看出作家主体的存在，尽管这个主体有时在观念上 还处于“十字街头”彷徨，但是“作者没死”!事实证明他们的大多数人在九十年代的 转向和辍笔，就是不甘主体的死亡。苏童从《妻妾成群》开始向现实的逃亡，余华从《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转向对生命本体的人文关注，都是这一代作家不能真正进入 纯粹后现代语境的表现，就连马原这样的“前先锋”的领衔作家，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宁愿去教书，也不愿再提笔，其中的微妙之处可能就是在于此吧。 当文学一旦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时代，“作者已死”就真正成为残酷的事实了。在中 国大陆，“后先锋”的文学应该是从一批6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算起。如果说在 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与传统的人文哲学那种藕断丝连的联系(尽管他们标举着 “断裂”的大旗)，那么，真正意义上与人文主义的“断裂”，从而用后现代主义的理 论来演绎自己文本的作者，却是一批进入商品文化操作的“美女作家”们。我们知道， “身体写作”是后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此来对“后先锋”文本进行解剖，可能 更具有典型性。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是这样一个前提：作为消费社会的本质特征，身体本身(主要是 女性)已经成为物质时代的消费物品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发现了这样一个悖论的秘密 ：为什么一大批从事女权和女性主义写作的人会对《上海宝贝》《乌鸦》那样的作品持 以完全相反的观念与态度呢?其根本缘由就在于，那些坚持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人是 持传统人文哲学理念的，她们与当下“身体写作”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错位，其焦 点就在她们完全忽略了这些“后先锋”女作家们为什么会把这种生活中活生生的消费实 例搬上了书本，他们仍然抱着现代性的女性解放的教条与女权主义的理论来解析作品， 完全脱离了这个文本世界的后现代消费的文化语境，当然是有与风车作战的滑稽与悲哀 了。因此，“这种身体与物品的同质进入了指导性消费的深层机制”的后现代消费理念 ，应该首先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我们才能进入有参照的理性思考。 如果我们从宗教、道德、伦理的人文哲学层面来分析这个文本世界中的后现代消费时 代的身体与性的关系，那将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它与这个文本世界的后现代消费社 会的本质相去甚远，所以鲍德里亚才在《消费社会》一书中用黑体字写下了这段精辟的 话：“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 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这就是“快感的正式原则”。“身体被出售着。美丽被出售着。色情被出售着。” “它必须‘被解放、获得自由’以便它能够因为生产性目的而被合理的开发。”忘记了 它的物质生产的需求性，我们就不能理解这种后现代消费—物品的交换原则给我们这个 时代带来的空洞性所指和能指。就此而言，我以为，现在的一大批“美女作家”与“妓 女作家”早已成为现代文明筵席上的“犹大”了，而那些女权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们还 在一味地用现代性语境下的话语和伦理观念为她们作道德的辩护士，为她们赢得独立的 话语权而呼号，真有些令人悲哀、可笑与可怜，殊不知，她们中的她们，早已提前进入 了后现代消费文化的语境之中，也就是退回到了女性解放(包括性的解放)前的被消费( 我等同于被奴役)的状态。 这就是在中国大陆未完成的现代性与提前进入的后现代性之间的混战现实!“后先锋” 文本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远远不只是现象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