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诗的“发生”历史，从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开始，就有不厌其详的讲述，在这个 “故事”中，有主角(胡适自己)，有配角(美国的梅光迪、任叔永以及北大的陈独秀、 钱玄同等)，有与反对派的激烈论战，有个人的“实地实验”，更有一批新诗人的响应 。(注：有关新诗的发生史的经典描述，可参见胡适的《尝试集》自序，《逼上梁山》 等文。)后来的文学史描述也多沿用这种套路，主要从诗人、批评家的言论和实践中， 寻找“新诗”发生的历史轨迹。然而，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似乎漏掉了一个关键 的因素，即：新诗的读者。对于某一类文学体式而言，其兴起或发展，都与一个读者群 的确立密切相关。(注：伊恩·瓦特就18世纪读者大众与小说兴起的关系作过研究，见 《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在新诗的发生期，新的读者群的寻求，在某种意 义上，也是新诗成立的决定性的环节，在谈论“文学改革”的程序时，胡适就说：首要 的任务是要“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注：答盛兆熊书，《新青年》4卷5 号。)只有得到了一定范围内读者的认同和阅读，新文学(包括新诗在内)的成立才不是 一句空话。对新诗发生初期，读者问题的考察，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起点。 一、作为一种阅读时尚的新诗 具体说来，新诗“读者群”的形成，是与新诗传播的扩张相伴随的。最初，胡适在美 的白话诗尝试，只局限于私人的讨论和书信中，是《新青年》上的发表，确立了新诗的 起点。(注：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 青年》4卷1号上。”)发表无疑使个人的诗歌实验得以进入公共的阅读，也使一批北大 教授参与到新诗的“实验室”中来。但最初的发表、阅读空间并不很大，主要作者无非 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三四人，同人之间多次写作“同题诗”现象，更是说 明“新诗”交流的“同人性质”。(注：在《新青年》4卷1号上，就有胡适和沈尹默的 两首同题诗《鸽子》和《人力车夫》；4卷3号上，则有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刘半农 四人的同题诗《除夕》。)新诗传播空间的大幅度扩张，应是伴随五四前后新出版物的 激增而实现的。(注：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称，有人估计在1919年中，至 少出了400种白话报。)当时在各类新式杂志上，登载“新诗”成了一种风气，“报纸上 所载的，自北京到广州，自上海到成都，多有新诗出现。”(注：《谈新诗》，1919年1 0月10日《星期评论》“双十”纪念专号。)在某种意义上，“新诗”成为了新文化的标 记，一位批评者就讽刺说，当时“无论什么报章杂志，至少也得印上两首新诗，表示这 是新文化。”(注：张友鸾《新诗坛上一颗炸弹》，《京报·文学周刊》2号，1923年6 月16日。)《新青年》外，《新潮》、《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 成为主要发表机关，培养出一批新的读者和作者。(注：1919年的郭沫若就是因为在《 学灯》上读到了康白情的新诗，而投身于“新诗”写作的，见郭沫若《创造十年》，《 学生时代》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月。)《尝试集》、《女神》、《草儿》、《 冬夜》等新诗集的出版，更是扩充了读者群，苏金伞就回忆：“当时新出的诗集，如胡 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集》，汪静之的《蕙的风》，谢 冰心的《春水》等等都买来读。”(注：《创作生活回顾》，《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 。)读者的欢迎，也可由新诗集的发行量见出，《尝试集》出版3年已出4版，印数15000 册，据汪原放统计到1935年亚东结业时，共出47000册，数量惊人。(注：见汪原放《回 忆亚东图书馆》53页、82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11月。)《女神》出版两年内也出四版 ，至1935年也达12版之多，与《尝试集》不相上下。《蕙的风》也“风行一时，到前三 年止销了二万余部”。(注：此说法出自汪静之《中学毕业前后》，1935年开明书店。) 在当时，一本文学书籍的销量超过一万，就属于最畅销之列，(注：化鲁曾言：“文学 书籍的销路，在中国至多不过一万，而报纸行销至四五万，却是很平常的。”(《中国 的报纸文学》(一)，1922年7月21日《文学旬刊》44期))其他几本早期新诗集，虽不似 这三本风光，但销数都很可观。 诚如很多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与新式教育的展开，有着密切的关联，新知的普及是 一个方面，同等重要的是，新学校也培养出了一个相应的读者群。“以著名学者为领袖 ，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之主要媒介则为出版物”，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方式。 (注：李泽彰《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下卷)387页。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新诗”的读者群，自然也以“青年学生”为主，他们不 仅阅读新诗，而且主动模仿，既是最初的读者，也是主要的追随者，如茅盾所言：“初 有写作欲的中学生十之九是喜欢写诗的”，(注：茅盾《论初期白话诗》，《文学》8卷 1号，1937年1月1日。)当时在中学读书的曹聚仁也回忆：“关于无韵自由诗，几乎成为 我们尝试写作青年最爱好的体裁。”在《觉悟》的编辑室里，他还看见成千份的诗稿， 一位诗人，十天之内写了三百多首白话诗，可见写作与投稿之兴盛。(注：《尝试集》 ，《文坛五十年》14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学衡派在攻击新文学时，抨击 胡适等人投合一般少年的心理，(注：梅光迪就称：“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 ，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学生之类。”(《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 法》，《学衡》2期，1922年2月))这反倒暗示出一般读者群的构成。 然而，在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知识青年”中，真正趋近新文学的人数，不可过高估计 ，(注：后来王任叔就说，在大革命前新文学“还只能盘旋在几个文学者和文学青年之 间。仿佛一本新书出来，读者的数目，大致早可决定的。”《新双的踪迹与其出路》， 《文学》8卷1号，1937年1月。)具体数目曾虚白曾有一个估计：“也不过三四万人吧! ”(注：《一家言》，《给全国新文艺工作者的一封公开信》，转引自陈子展《中国近 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317页，上海古籍书社2000年。)“新文学”的 阅读或许只属于一小批“激进青年”，许多学生的阅读空间仍是被通俗小说和流行杂志 所占据，(注：譬如，陈广沅《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学生生活》一文记录，读小说是当时 学生的首要娱乐，“差不多一种《礼拜六》在校内就有二百余本”。1922年7月5日《学 生杂志》9卷7号“学生生活研究号”。)至于新诗以及新文学，在很多地方并不受欢迎 ，(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更是出版一册反对新诗的《诗学研究专号》，在《 文学旬刊》上引发一场与郑振铎、叶圣陶等人的大争论。)接受状态的差异，与整个新 文化传播的不均衡有关，地域的差异，学校的基本氛围，阅读出版品的种类，多种因素 往往会影响到青年读者的取向，一般说来，在旧派文人把持的校园，学生的文学取向就 趋于陈旧，而在新知传播便利、思想活跃的地方，新式青年往往会得风气之先。(注： 杭州浙江一师学生对新文学的参与，就是一个可资讨论的个案。五四前后，浙江一师成 为东南新文化的一个重镇，学生中涌现出湖畔诗人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这首先与杭州 的地理位置相关，杭州地当沪杭铁路的终点，上海、北京出版的书刊容易先看到，接触 新人物的机会也较多。另外，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等新文化人物先后到这 里任教，也带动了学生的新文学热情。同是在杭州的宗文中学，也很有名气，但被旧派 人物把持，学校中除了教科书中的古诗词，能看到的只不过是林纾译的小说和鸳鸯蝴蝶 派的作品。在该校读书的戴望舒、杜衡、张天翼、施蜇存等人组成“兰社”，一同在鸳 蝴刊物上发表小说，文学起点与汪静之等迥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