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并日益成为“显学”的看法，在学界大概不会遭遇歧义。我们 不仅随处可以看到前沿杂志发表的文化研究的文章，看到不断出版的文化研究的专著， 而且在著名的大学课堂上已经开设了文化研究的专门课程，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研究研 究室”(注：1995年10月，著名学者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 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研究室”，她自己戏称为“文化研究工作坊”。)，同时也出现 了专业性的《文化研究》杂志。(注：《文化研究》杂志由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 编，2000年6月在北京创刊，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一现象证实了文化研究 地位在中国的确立，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有趣的话题之一：一方面，文化研究的范 畴歧义丛生，学科界限模糊不清；一方面，文化研究又规模巨大，参与热情空前高涨。 这一领域，就像一个嘈杂纷乱的建材市场，每个专业工人都怀抱着新型的建筑材料，奔 向没有边界的建筑工地，然后在一个没有蓝图的建筑方案上，搭建不知所终的宏伟楼盘 。但也正是这样一块自由的理论“飞地”，为研究者和实践者提供了理论想象与构建的 巨大空间：脚下是无边的“千座高原”，前方是没有尽头的天高地远。 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在英国获得立足点之后，虽然出版了理查德·霍加特的《文 化的用途》、雷蒙·威廉姆斯的《文化与社会》、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 成》等经典著作，为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范例。但对文化研究作为一个 学科的理解仍然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在西 方的现代复兴有密切关系。这不止是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点燃了文化研究理 论的灵感，推动了文化研究的发展，而且从文化研究关注的某些对象上，也可看到马克 思主义的深刻影响。(注：理查德·约翰逊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中描述了文化研 究之一翼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三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 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的种族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 龄压迫(age oppressions)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 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鉴于前两个问题，文 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地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这决非穷 尽了现存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只要它们也在 细致的研究中受到批判、得到发展的话。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5页。)尽管至今文化研究的界限仍不清晰，但它的大 致范畴还是可以描述并大致可以达成共识的。这就是：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 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 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 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 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 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 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态度与 研究方法。(注：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 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5页。)这一描述虽然粗略，但大致可以 窥见文化研究的基本边界。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跨国性的理论现象，与全球化的语境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在全球化 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出现的新的复杂的文化景观密切相关。因此，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 起，就不应仅仅看作是对西方理论潮流的时尚性追逐。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在我 国兴起之后，仍然是理论讨论多于诉诸具体的批评实践。如上所述，当诸如文化研究的 定义、范畴、学科界限被争论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再纠缠这些问题就显得琐屑而空洞，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而言没有实际意义。 著名学者戴锦华是研究电影史的专家，是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进入20世纪90 年代以后，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展开学术活动的同时，也对当下中国文化问题进行了深 入而卓有建树的研究。这主要反映在她的《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和《书 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两本著作中。这两本著作是针对中国当下、特别 是90年代以来文化现实做出的重要的研究成果。进入90年代，具体地说是1993年之后， 中国的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市场才真正得以建立。大众文化虽然在80年代初期就已经在 中国登陆，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处境，那一时代的大众文化还处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 注：需要说明的是，大众文化是一个需要识别的概念，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之后，精英 知识分子致力于大众文化的实践。特别是1942年，经过“走向民间”运动，知识分子完 成了话语的民间“转译”，他们创作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 作品。但有趣的是，这一大众化的文化形式所负载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建构 起的是阶级、民族的政治。而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过程中形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同时又具有消费功能的文化形态。在同一个概念里，蕴涵了两种截然 不同的文化内容和功能。)邓丽君尽管已经被大陆青年所接受甚至喜爱，但她仍然被主 流意识形态认为是个“异数”，是个资本主义的抒情歌星。因此，大众文化在80年代还 不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合法性。1993年之后，“南巡讲话”的精神得以贯彻，文化领域意 识形态控制的松动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的激进发展， 不仅促进了大众文化生产的规模，同时也使这一文化形态获得了未作宣告的合法性地位 。然而，突如其来的文化生产有限度的自由，却使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慌乱而无序：中 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场所，几乎无奇不有。这一东方奇观虽然为官方 的治理整顿带来了空前的麻烦，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却恰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