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先生建议我们讨论近年当代文学研究的变化(转向)。因为工作的关系，对近年 来当代文学的论著读过不少，但如果要对“变化”做出有根据的归纳，并无把握，只能 就有限的了解谈一点印象。 首先，当代文学的关注点好像发生了一些转移。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教育部在大学 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上，采取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政策”：现代文学被称 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当代的则命名为“中国当代文学”。这里包含的信息可能有 两个方面，一是“当代文学”还不到进入“史”的描述范围，“经典化”的工作为时尚 早。另一则是，“中国当代文学”既有历史考察的方面，也有现状研究、批评的方面。 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教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 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那时，没 有多少人会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感兴趣，即使论及，也只是作为展开现实问题的背景 因素。这几年却有些不同了。召开了专门研讨“十七年”和“文革”文学的学术会议， 有的刊物设置了专栏，一些论著和丛书已出版或正在筹划之中。而在学校里，也纷纷作 起“历史”的题目。《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赵树理、《收获》、 《文艺报》、“革命历史小说”、“红色小说”、红卫兵诗歌、样板戏……，以及延安 的文学运动、秧歌剧等等，均成为“热点”。以我的经历说，在这两年，“动员”学生 写现状批评、研究的论文，和80年代“动员”学生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是同样困 难的事情。粗粗一想，真会发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的感慨。是这些年“ 疲软”的文学，已不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了吗?还是在变化了的、复杂的现实面前，我 们已变得迟钝，失去了关注现实的热情，和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转移”的“合理性 ”有多充分? 当然，关注当代“历史”，说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所谓当代历史，通常指的是上世 纪的50至70年代，也就是“十七年”加上“文革”这30年。对待这段历史，普遍性地存 在着两种对立、有时又相混杂的立场。正如戴锦华先生所说，这“被种种的断裂说所切 割的前30年，成了一处特定的禁区与弃儿，在种种‘借喻’与‘修辞’间膨胀，又在各 色‘官方说法’与沉默不屑间隐没。当代史由是而成了不断被借重并绕过、在众声喧哗 之中分外沉寂的时段。”(注：戴锦华《面对当代史》，《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3期 。)今天，情况已有了一些改变：我们发现自己既能对种种“借喻”和“修辞”保持警 惕，也开始能对“沉默不屑”有所反省了，能够以较为“冷静”、“学理化”的方式来 “面对当代史”了。这无论如何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 前30年的“当代史”能够进入我们的“视界”，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现今的“学 术”已经不是一种皓首穷经的事业，也会有某种和流行文化相类的逻辑，有一个“时尚 ”的问题。时尚意味着多变，经久已难以不衰。加上“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 话题，已经说得够多了，可以拓展的空间有限(也许并非如此)。这样，寻找开垦不足的 “生荒地”就理所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近些年，似乎具备了“有效”谈论这个时期文 学的“知识准备”。“欧美思想界近30年来深入反省‘现代化’理论和‘现代性’叙事 的思想成果”的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对“现代性”的矛盾、分裂和悖论的形式的论述 ，便从另一方面“开启认识中国文学现代性之门的钥匙”(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 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在中国发现历史 ”(注：[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现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 989年版。)的努力，其结果是，在现代文学方面，“发现”了众声喧哗、充满魅力“晚 清文学”的现代性(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也“发现”了从延安到当代的“反 现代的现代性”的“文化先锋运动”(注：唐小兵《<再解读>代导言：我们怎样想象历 史》。《再解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世纪80年代所描述的中国 现代文学的“整体性”(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 念，陈思和提出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由此出现了分裂。人们认识到，“我们 再也难以简单地用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逆流、进步与反动等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结算中国 的现代文学”(注：旷新年《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见《现代文学与现代性》，上海远 东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整体性”的破损和分解，不仅让“通俗文学”理直气壮 地“登堂入室”，让20世纪的“旧体诗”进入“现代”的文学范畴，而且也为“召回” 50—70年代文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它们曾因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意识形态宣 传品”)和文学性的(非文学)理由，受到轻蔑和放逐。 今天，对于“当代”的革命文学，以及对20世纪“左翼文学”(注：我在《中国当代文 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和一些文章中，用“左翼文学”的概念来概括现代中国 具有某种统一特征的文学思潮和创作成果。这种做法受到有的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左翼文学”的概念有特定内涵，指的是30年代前期左联时期 的革命文学，这已成为研究界的共识，不应将这概念泛化。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过 ，我尚未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概括方式，只好暂且这样使用。)这一流脉的重新关注，也 包含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焦虑的出发点。80年代主张或同情“回到文学自身”的学者，到 90年代真诚表达对“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忧虑，就是这方面发出的最早信号。后来，又 有对作家要关怀现实的呼吁，有“无产阶级写作”(注：孟繁华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这 一观点。我们或许不应从概念的严密性，而可以从表达的情绪、意向上，来理解其具有 的积极意义。)的提出，有对具有批判活力的文学的呼唤，期待“批判的艺术会找到它 焕发活力的场所”(注：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在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地位》，见《知识 的战术研究：当代社会关键词》，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批判的艺术”，也 就是质疑“合理化成为观察世界唯一角度”的艺术，不是“从文本到文本的封闭循环” ，而是“作家变革自我和变革世界的双重实践”的艺术。在20世纪中国，这种“艺术” 在许多时候带有“左翼”的倾向和色彩。因而，在今天，对这种文学的“历史”所作的 重新审察，就不完全是一种自恋式的“怀旧”，而具有思考现实问题的动机。这种追索 和审察，自然包括这种文学在它的过程中曾有的失误，它的自我损害，和它在当代的“ 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