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3-0101-04 从《新青年》杂志以“民主”、“科学”、“启蒙”的旗帜联合新一代知识分子，推 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同人杂志便成为文艺工作者联合“同志者”的主要阵地。在新 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现代知识分子严重分化，所办刊物尤其纯 文艺杂志，多趋同人杂志。这种同人杂志一方面体现出自己流派的风格，但另一方面， 它又排斥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文学多样性的追求相悖。20世纪30年代的 上海，曾有一份杂志试图纠正这种倾向并获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就是1932年5月1日诞生 的《现代》杂志。将《现代》与当时其他的文艺刊物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在它那里看 不到鲜明的派别意识、阶级意识，既有海派文人(如张资平、叶灵凤等)以及新感觉派作 家(如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的创作，也有京派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废名等) 的文章，还有老舍、巴金等民主作家的作品；既有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左联”作家 的论文，也有韩侍桁等“中间派”以及胡秋原这种“自由人”的言论；文艺理论方面， 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也有《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创作上 ，《公墓》、《上海的狐步舞》(穆时英)这类现代主义作品很多，《春蚕》(茅盾)、《 丰年》(张天翼)这种现实主义之作也不少。可见，《现代》杂志发表的文学作品是多元 并进、交融互补的，它为现代文学史以及杂志编辑史提供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现代》出现的时候正是上海迈入现代化都市之初。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 的政治文化中心南移，上海以其经济、政治、文化优势确立了文化中心地位。政治氛围 相对宽松、言论出版相对自由、拥有全国最发达的新闻出版产业……这些都使得上海对 文人志士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路文豪、知识精英对之趋之若鹜。1927年1月，郁达 夫回到上海；10月3日，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定居；1930年5月，丁玲、胡也频由济南南下 上海；1931年，穆木天、周扬、冯雪峰等人相继到达上海。此外，北京的徐志摩、丁西 林、闻一多、饶子离、饶孟侃、沈从文，从北伐前线退回的郭沫若、茅盾、蒋光慈、阿 英、孟超，日本留学归国的沈端先、李初梨、成仿吾，东北的萧军、端木蕻良，四川的 沙汀、艾芜，湖南的叶紫……都在此期间集结上海，再加上原本就在上海的文艺家，上 海文坛真可谓群英荟萃。各种文学流派、各种文学样式共存于30年代的上海文坛，争芳 斗艳，为《现代》杂志“海纳百川”提供了可能。 同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由北往南长驱直入，1932年1月28日，战火燃烧到上 海，上海东方图书馆在炮火中被摧毁，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小说月报》停刊，上海 大多数的文艺杂志受损。在这样的文化虚空中，《现代》这种大型文艺刊物的出现正是 恰逢其时。它为人们，尤其是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新的发表言论的阵地。同时，淞沪战 争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侵略者。左翼作家与非左翼的民主派、中 间派作家在斗争意识中寻找到了一致的地方。这种共识包孕着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的萌 芽。在“左联”内部，瞿秋白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改变初期坚硬策略，破 除了“左联”作家不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禁忌，充分利用各种刊物宣传自己的主 张。《现代》杂志便是在这种共识的背景下诞生的。 从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来看，现代文学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具备开放性特征。《 新青年》对国外文学的引进，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在提倡为人生与写实主义的同时 对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的介绍，都说明新文学的兼容并蓄。门户之间壁垒森严的倾向是 在2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从幼稚走向成熟、流派风格相对稳定的时候出现的。这种门户之 见违背新文学传统，不利于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文学自身的调节决定30年代的文学对这 种现状进行反驳，各种创作手法交融，如艾青的诗歌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的结合。各个 流派之间也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如1931年3月16日发刊的《文艺新闻》，其初衷是：“ 不拘于某一种主义；不依附于某一种的集团；不专为任何的个人或流派；不专为特定作 用的任何事象；凡是属于大众的，为大众所需要的，——有文艺新闻价值的一切，皆为 《文艺新闻》工作的对象。”[1]这一主张与《现代》杂志的编辑方针可谓不谋而合。 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文学传统的回归。 对于《现代》来说，也许书局老板的出版动机和主编的编辑方针是它能具有“海纳百 川”之气概的最重要、最为具体的因素。现代书局曾发行《拓荒者》、《大众文艺》等 左翼文艺刊物，因遭当局所禁停刊，后来迫于官方压力办《前锋》，反响并不好，终于 在炮火中消散。经过这些波折，淞沪战争后的现代书局决定办一个没有政治倾向的刊物 ，以便获取丰厚的商业利润。当时的施蛰存既不属于左翼作家，又与国民党没有关系， 立场中立，而且他曾办过第一线书店、水沐书店和《樱珞》、《无轨电车》等杂志，在 编辑文艺刊物方面颇富经验，这些恰好符合现代书局的条件，于是书局的老板洪雪帆、 张静庐就选择了他担当主编的职务。在《现代》的编辑过程中，第一、二卷虽为施蛰存 主编，但杜衡、戴望舒也参加了编务工作。第三卷开始杜衡与施蛰存联名主编，一直到 第六卷第一期。1935年，现代书局被徐朗西掌管，第六卷第二期主编改为汪馥泉，《现 代》由文学杂志变成综合性文化杂志，只出了两期就停刊了。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第一卷 到第六卷第一期的《现代》杂志。施蛰存在编辑《现代》时，努力把它办成没有政治倾 向的文艺杂志，他在创刊宣言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