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1-116-08 搁置在通常的观念中，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时期(1921-1922)一向被当作是《小 说月报》的黄金时期：明确的启蒙文学定位，为人生派小说的粉墨登场，自然主义理论 的大力推广，再加上编者在批评与译介领域异常活跃的身影；全面革新后的《小说月报 》一举奠定了其作为“现代文学期刊”的基本面貌。 只是我们以这样的“现代文学期刊”面貌去涵盖革新后《小说月报》的全部历史的时 候，会困惑地发现一些裂缝、一些杂音——如1923年以后《小说月报》上大张旗鼓的“ 整理国故”而不是批判国故的运动，如1923年后《小说月报》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而不是对被压迫、被损害民族文学的异乎寻常的绍介兴趣，再有1923年后《小说月报》 之于现实论战的疲乏，等等。 这些裂缝、杂音的出现，使我们恍然领悟到，在正史所归纳的沈雁冰式的《小说月报 》“现代文学期刊”面貌之外，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事实上拥有的可能却是被我们长 久以来所忽视的另一副面孔，一个态度暧昧因而不被激进的五四新文化阵营主流所认同 的面孔，一个恪守文学的“现代性”、疏离现实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而遭到排斥的面孔。 由此，1923年元月接替沈雁冰成为革新后《小说月报》的第二任、也是在任时间最长 的主编的郑振铎，才开始一点点从前任的身影中清晰起来，成为我们剥离《小说月报》 真实面貌的最好契入点。 “现代”编辑观念：徘徊于“文学”与“血与泪”之间 与沈雁冰相比，郑振铎的编辑观念与文学观念要松散很多，宽泛很多，其现代性的追 求因而也要复杂很多。首先，就文学的基本定位来看，郑振铎的观点更接近于“文学” 本身而不是现实语境所需要的“文学”： 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他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 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1] 以“情绪”和“想象”作为文学的基本规定性，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郑振铎是将文学 与个人性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与沈雁冰高扬的“为人生”的旗帜是有所区别的。如 果说在沈雁冰的观念中，“文学”始终是与国家、国民等群体性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 自觉为后者代言的话，那么郑振铎眼中的“文学”显然可以称之为个体的产物。如果说 以国家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性”的追求往往更多落实在群体层面上的话，那么立足 于个体层面，“现代性”的表现当然也就不会那么明显，甚至会出现某种疏离的情形。 果然，在文学的功能规定上，郑振铎的看法与正宗的启蒙文学观颇有距离： 我以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2] 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 之而读之。[3] 很显然，郑振铎基本上是站在文学本体的位置上来规范文学的，更强调文学独立的现 代性追求，强调文学的纯粹性。因而，在沈雁冰那里，新文学不折不扣是传达现代思想 的近乎中立的媒质；而在郑振铎眼里，文学除了为自身的存在而存在外，不能承担诸如 “宣传”、“娱乐”等社会功能。 不能说在郑振铎的文学观里，没有现代性的影子，只是说他赋予文学的现代性与一般 的启蒙文学观不同，后者从来就是将文学的现代性与国家的现代性、西方式的现代性三 者融为一体的，而郑振铎却将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单列出来，以之作为自己的全部追求。 将这种现代性追求与当时亟待变革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想见，是要承受相当 大的压力的。 正是在巨大的压力下，郑振铎在强调文学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也不能回避文学的与 社会的关系这样不发达国家必然遭遇到的命题，因而其文学观就呈现出了某种裂痕；而 正是这种裂痕的存在，最终使他在某种意义上与沈雁冰殊途同归： 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 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 魂与苦闷的心神，然而在此到处是榛棘，是悲惨，是枪声炮影的世界上，我们的被扰乱 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恐怕非他们所能安慰得了吧?[4] 正因为当下的世界是充斥着悲鸣与哀号的世界，郑振铎多少也感觉到了在不发达国家 撇开社会背景单纯追求文学现代性的软弱与无力，意识到了文学与社会、国家之间密不 可分的血肉关系。“雍容尔雅”、“吟风啸月”对于唯美派文学追求者来说，应该是理 所当然的，但是辉映在当时的语境下，却分明生发出某种异味——一种逃避现实的倾向 ，甚至还夹杂着某种罪恶感。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仍然还坚持单纯的文学现代性主张， 会觉得这样的现代性追求实在是太过于轻飘飘了，太缺少坚实的内容作支撑了，与现实 的距离也太遥远了。这样的文学现代性结果，对于有着深厚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 朽之盛事”传统，又经历过“欲新一国之政治，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新小说观念 洗礼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很难接受的。单纯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西方式的 文学现代性追求，其轨迹不能重合的困境就此显露出来。因而，你才会明白，为何郑振 铎在提倡文学的超功利性的同时，对“血与泪”的文学大唱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