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26(2002)02-0176-008 作为“现代性”问题在文学范畴内的折射，文学的“现代性”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 界关注的核心命题。但是，以往我们在谈论“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常常把目光放到一 些现成的文学作品上，往往更多地侧重于文学主题的演变、新型人物的出现以及叙事方 式、抒情方式的嬗变等方面；而“现代文学”如何诞生的文学运行机制、文学传播途径 等则总是被忽略的。事实上，文学运行机制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近乎透明 的媒质；相反，出版社的商业操作谋略、编辑者的立场与趣味、刊物的栏目设置与导向 、读者的定位与流动，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特有面貌。 在整个文学运行机制中，“编辑”作为投资方、出版方、读者市场等力量的集中体现 ，与“刊物”以及“刊物”上的文学作品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当我们考察文学“现代 性”问题的时候，“编辑”显然就成为把握文学现代性脉络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而 那些顶着“现代文学期刊”桂冠的20世纪中国早期刊物——比如说被誉为第一个现代纯 文学刊物的《小说月报》(1921年后)——的编辑，无疑就更吸引我们的关注目光。 作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第一任主编，沈雁冰开风气之先，基本奠定了后来《小 说月报》的基本格局，而且也基本上设定了《小说月报》后来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文学 期刊”的一系列特性。沈雁冰作为刊物“现代性”得以呈现的编辑个案的意味是相当充 分的，因而其本人也就成为我们探究“现代性”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编辑个案。 编辑立场：想象现代性 任何刊物编辑在接手刊物的时候，显然都已确定了自己的编辑立场。而这种编辑立场 的建立，当然是与他对当时的读者市场的了解与定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沈雁冰这 样明显具有“五四”新式知识分子特征的编辑来说，编辑《小说月报》的时候，其对读 者市场的重视显然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特设“通信”栏，搞读者征文，大做吸引读者 参与的各种广告等等，无不显示了读者在其心目中的分量。 按照陈建华的说法，这种对读者市场的重视，显然是与陈独秀、李大钊这一代新式知 识分子对于读者的理想化想象联系在一起的：“陈、李所认同的‘民众’是一种乌托邦 的指符，是对世界革命的向往，也是对现存制度的挑战；在搜寻‘民众’的过程中展示 了他们为未来牺牲的道德理想和重铸意识形态的英雄人格。”(注：陈建华：《“革命 ”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173页。)作 为一种未来国民的象征物，理想读者被不容质疑地赋予了文明、睿智、不满现实又渴望 新知等特质。他们既是国家民族现代性的创造者，同时又是“现代性”的最好体现。这 种先验性的想象决定了“五四”知识分子，通常会把“启蒙”特别是文学启蒙当作通往 理想读者(国民)，也就是通往“现代国家”的有效途径之一。 不言而喻，在启蒙文学观里，西方式的“现代性”被不容置疑地当作了一个国家或民 族发展的最终价值归宿，而文学则被看作是通往这一归宿的最好的方式。不发达国家的 知识分子一般认为，西方式的“现代性”是指以进步论为核心的历史时间观念：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 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注：汪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 页。) 站在这样的线形现代性立场上，很容易激发起来的是不发达国家对先进国家的一种比 附心理，一种以西方发展为范本依据的追赶或超越欲望。可以说，对于大多数不发达国 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其本土的“现代性”目标与西方式的“现代性”基本上是合而为一 的。而要实现这一切，当然是要落实在启蒙文学所能塑造出的现代国民的身上的。 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时的编辑观念，一言以蔽之，也正是这种企图完成中西合璧 “现代性”使命的启蒙文学观念： 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般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 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注：《沈雁冰致周赞襄》，《小说月报 》13卷2号。) 很明显，在他的心目中，为塑造理想的读者(国民)考虑，中国新文学应该自觉地向“ 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这一宏大目标靠拢，为此，新文学就应该以西方文学历程为学习 摹本，亦步亦趋地来规划自己的发展轨迹。这样的话，他所设计的新文学就蛰伏在了进 化论的阴影之下，似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就是向读者传达世界现代思想，这样才是与 世界文学同步，似乎实现了文学的现代性，国民、国家的现代性就指日可待。沈雁冰说 ： 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 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起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 的重大责任(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103期，《时事新报》1923 年12月31日。)。 就因为把自己的逻辑前提建立在民众肯定能觉醒上，因此唤醒民众自然就成了启蒙文 学的首要目标。为了证实这一点，沈雁冰还旁征博引，列举了19世纪的俄国、匈牙利文 学等一系列论据，来证明在那些国情与中国相似的国度里，“文学之趋向政治的与社会 的，不是漫无目的”(注：《文学与政治社会》，《小说月报》13卷9号。)。理想读者 的定位因而也影响到了文学者自身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