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1-104-06 香港文学研究，其内涵系指香港地区的华文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文 学史研究及史料整理等项。就专题而言，则有“美元文化”研究、香港与台湾文学关系 研究、香港文化身份研究、文社潮研究、“三及第”文体研究、本土化运动研究、“南 来作家”研究、“无厘头”文化研究、“金学”研究、框框杂文研究、“九七”文学研 究，等等。至于香港新文学的时限，则依宽标准从20年代起算起。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 叙述空间，从理论上说应包括香港乃至台湾地区的研究，但限于篇幅，本文的叙述以内 地的研究现状为主。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如果从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算起 ，已有20年发展的历程。在这20年间，香港文学在内地得到了空前普及，有关作家作品 研究和文学史的编撰，从思维方式到理论范式，从思想资源到学术背景，许多方面都出 现了与研究中国内地文学不同的风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香港文学研究无疑 是特殊的一页，从过去无法接触当然也更谈不上研究香港文学，到现在把香港文学作为 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分支学科来建设，无不折射出内地新时期文学研究格局的一个重大变 化。很显然，从这20年历程可以发现，香港文学研究不仅在弥补内地的文学研究空白中 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而且它还承担着开拓内地学者研究视野和整合两岸三地文学这一 重任。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完全有可能对过去20年来的研究历程作出理论的归纳和反 思。在某种意义上，对“九七”后的香港文学研究何去何从的回答，正取决于我们对香 港文学研究成绩的检视与把握。因为未来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新世纪的研究方向和我们 如何来面对自己所走过的脚印息息相关。 一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后半期至世纪末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虽然有连贯性，在总体上仍系初试啼声，但由于80年代后期的历史语境有所 不同，因而作为学科草创阶段的90年代的成果特别值得重视。 在改革开放前，内地读者知道的惟一香港作家是唐人，知道的惟一作品也是唐人写蒋 家王朝野史的《金陵春梦》。其余皆视为声色犬马之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 禁止进口和阅读。后来从旅客走私带回的武侠小说中，知道香港作家还有金庸和梁羽生 。窗口打开以后，香港作家的作品更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但这均经过严格的政治筛选 才跨过罗湖桥的。 80年代早期内地出版香港作品的政治标准是：作者必须是左派和进步作家。那怕像曹 聚仁这样的形中实左的资深作家，因他解放后“逃亡”香港，以前又受过鲁迅的批评， 这些被某些人称为“反动文人”[1]的作品在当时都不能重印。其次，作品的内容必须 是揭露香港阴暗面的。像首届台湾文学研讨会，内地学者提交的论文均是有关刘以鬯与 舒巷城的作品。之所以选中这两位作家，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而是这两位 作家在内地出版的是《天堂与地狱》[2]一类那样披露香港社会充满了千奇百怪阴影的 作品。第三，作品必须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就，因而这时期的研究虽谈到了刘以鬯主张 打破传统小说定义的小说观及其使用的意识流技巧，但多数研究者所持的仍是现实主义 的评判标准。对用现代派手法写的“怪异”作品，多半不敢碰，也“碰”不了，因为对 这类创作手法研究者倍感陌生，无从解读。 80年代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香港作家小传、作家剪影、作品赏析的出版。有 学术品位的研究著作还未出现。此外，作品选编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建人民出版社 于1980年11月编选出版的《香港小说选》。这本书共收入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清 一色是如编者所说的“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述，反映了摩天高 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挞了上层社会的那些权贵们的虚 伪和丑恶。”从这段话可看到政治标准第一的狭窄性。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要求香 港作家，必然会有大批非写“辛酸和痛苦”、“虚伪和丑恶”的作品被排斥在外。香港 评论家李怡曾批评这本小说选远未能反映丰富多彩的香港小说全貌，由此引起与内地作 家的一场争论。京派作家苏叔阳在读这部小说选后评论道：“读这本书颇有啃一只酸果 的感觉，都让人觉得作家们仿佛灵魂上戴着沉重的枷锁，目光被浓重的雾所遮断，使他 们只能感慨于眼前的生活，或悲歌，或牢骚，或于苦涩中寻求小小的安忍与欢欣，或寄 情于不可捉摸的朦胧的未来，而不能把目光透射到这个小岛外面去，更不用说看见广阔 的世界和更加广阔的宇宙。于是在文风上就给人以晦涩、恍惚，甚至有那么点儿矫情的 味道。这难道是岛市生活的局限?地理文化所使然?[3]苏叔阳这种看法，显然是他的目 光被这部小说选所“散发的浓重的雾所遮断”，即他未能读到这部选集外大量的不受“ 岛市生活的局限”作品的缘故。以一部小说选去概括香港作家的创作特征，其本身就是 一种冒险行为。苏叔阳还说：“资本主义制度于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句话其实只 说对了一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商风对严肃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腐蚀，但它一般不搞行政干 预。以香港而论，它没有频繁的文学运动和斗争，至少不像内地把许多优秀作家打成“ 右派”、“反革命”，然后投入监牢或流放，这是它开明的一面。故笼统地说香港的社 会环境不利于文学发展或说香港文学是“被黄金霸占和奸污的诗神”，属“美丽的妓女 ”[4]不足以服人。苏叔阳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内地主流作家和评论家的看法，很具典型 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