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2)2-0008-05 一 “海外华文文学”或者说“海外汉语写作”，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 另类”，它被纳入研究视野的原因与机遇是复杂的。回顾中国大陆自20世纪70年代末所 开展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源头”是从“港台文学”起始 的。这里实际上潜含着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它是与“地缘阻隔”和冷战时期“意识形 态分裂”的文化存在状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状况并不只是影响 到人们的政治性生活，它的长期存在实际上向每一个具有过“双重国籍”的个体提出了 如何进行文化归属的定位和文化身份体认的痛苦而又尖锐的选择难题。尤其是当这一选 择与主体的物性“生存”直接关联时，问题的严峻性就更加突出。我们所要关注的重心 是其痛苦选择过程中的“精神表达”，或者说是其对主体“修辞行为”的影响。主体所 在“区域”(在此我用“区域”而不用“异域”是把世界各地都看作是一个个具有相对 独立文化系统的处所)由于种种原因对“我性”的歧视(拒绝接纳)与“我性”由于“根 性”差异对“区域文化”的陌生(拒绝进入)，使主体被置于一种全面绝缘的“悬置”状 态。这种状态在早期被迫到达台湾的大陆人及移居于其他国度的中国人身上，表现的十 分明显。两岸隔绝时期与中国大陆处于“非常时期”(如文革)的岁月里，无以讯达的处 境，使“仰望”与“想象”成为一种定格的姿态。自感“无根”和上述那样的“双重拒 绝”，不仅使主体的修辞状态处于“无权力”状况，而且“修辞”成为主体隐秘“精神 表达”的主要思考因素，即“修辞”为主体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其修辞行为表现为对 所处境遇之中的意识形态的淡化、超越(虽然这种行为并非完全自觉)，表现为对利害与 利益之于个人关系的跨越。在这一“淡化”与“超越”的背后，是“文化同根”历史记 忆的骤然强化，是对民族共同性精神依凭的自觉靠拢。对“历史记忆”的“想象”的过 程，就是“历史记忆”的实体化过程。这一状态对于主体“修辞行为”的制约，表现为 主体修辞的“伦理化”语境，表现为主体对于“修辞伦理化”的几乎唯一的策略选择— —这成为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乡愁”主题生成的主要缘由。从这一角度我们看到， 在台湾这个被特定的历史锁定的“区域”里，“现代汉诗”写作的“修辞策略”选择， 鲜明体现出顽韧的“伦理化”走向。以余光中为例，他的创作涵盖了从50年代到80年代 长长的历史阶段。《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天国的夜市》等早期诗集不必说了 ，即使是他自觉转向“现代”的诗作如《钟乳石》《万圣节》等作品集子，虽然欧化的 诗作外形令人怪异，但其“精神传达”的“姿态”与修辞的“伦理化”趋向并未改变。 对于余光中来讲，与中华文化“经典历史”的关系，不只是其熟悉、研究的对象，而是 一种对“根”的追怀、向“强大”的寻溯、对一种“权力”的靠拢。说白了，是对“修 辞”与“言说”合法性的体认与定位。他在“现代性”方面的尝试，其诗作运思方式的 暂时的“西化”朝向，并不意味着伦理化修辞策略的改变。“汉语写作”的任何借鉴与 挪用，都离不开“汉语性”的制约。“语言”与“修辞”的一体化及相对于创作主体和 彼此关系范畴里的越来越强烈的“本体”性质，都意味着任何写作只能是一种被语言严 格管辖的“被动写作”。诗人的创造常常体现为不断地遭遇困境又自感不断走出困境的 痛苦过程。“借鉴西方”或采用其它方式，我以为都只是为“自己”制造“陌生化”效 果，而难以影响到最终的修辞效果。如此看来，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回归”(注：一 般的文学史研究者都认为，余光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有意转向“传统”。)， 并不能仅仅只看作是主体对某种“技艺”厌烦之举，而极有可能是多种修辞权力斗争的 阶段性结果。余光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传统回归”，显然是向一种“修辞”的“ 合法性权力”的“归化”，尽管在他是相当自觉与理性的。另一位重要诗人洛夫也可作 如是观。其自觉高标的“漂泊者”的文化身份，决定着其“精神传达”永恒的倾诉性— —惧怕“漂泊”的“漂泊者”的隐秘情怀。敢于直言“漂泊”，恰恰是暗示出对“泊定 彼岸”的渴望。也许对于洛夫来讲，“漂泊者”身份更便于使他与所有的对象保持一种 距离，“第三只眼”的“广角性”，有助于把“疏离”在语境中转换为“寻求”与“认 同”。“修辞”体现为对“文化情怀”的执着与“历史记忆”的醇化。 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里，“修辞的伦理化”倾向也是台港澳以外的海外华文文学 创作的共同性诉求。新加坡华文诗人彼岸(林今达)《写给祖国的情诗》，虽然失之直白 ，但却可以透视相当多海外华文学作家的“修辞情怀”：“假如祖国拒绝了我/让痛苦 把我捏成一尊望乡石/碧血长天叫痴情烧出一只苇莺/在芦花飘絮的季节里”。其实这样 的姿态，在所谓“现代的诗形”里也一样的突出。比如怀鹰(新加坡)的《八月灯笼》： “一串雪白雪白的笑/轻轻满起/在我残梦里/孩子提着朦胧的童年。恍惚是花屏/酩酊的 诗人/我在他的酒瓶中/看夜光杯晨的圆月和圆月/采石矶仍有潮音绵绵。八月/那个十五 的灯笼/照亮旧旧的记忆/圆圆的饼/包裹着一颗族情。”我们看到，此诗的前一节似乎 更具有“现代”的“朦胧”，但是中华民族“相逢把酒”的“伦理情景”，使我们体味 到，“满起”的酒杯里，是天然纯洁(雪白雪白)的情(笑)，“残梦”与“童年”都是指 向不绝如缕的“历史记忆”。正因为如此，诗的第二节便直接进入对民族伦理化“典型 场景”的描绘了。“通感”与“暗示”等此类“现代性”，不但从一开始就被“伦理化 修辞”所统辖，而且就是“伦理化修辞行为”的细节动作。渗透着这种“伦理化修辞” 的“现代诗”是相当多的——千瀑(越南)的《家乡》、马力(奥地利)的《如水的表达》 、远方(美国)的《插花》、和权(菲律宾)的《印泥》、郑愁予(美国)的《在温暖的土壤 上跪出两个窝》、柔密欧·郑(印度尼西亚)的《冬至读李商隐》、子帆(泰国)的《历史 的伤痕》、张真(瑞典)的《新的》等等。在海外华人文学中大量存在的“怀乡”“怀旧 ”“思故”“朝祖”“恋亲”等一类创作中，我以为这并不是什么主题一类的东西，当 然也不是用“情绪”之类的概念可以完全说明了的，它是一种姿态，被一种“社会化文 本”言说的强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存在所制约。走进“汉语言说”，就必然呈现“汉语 ”的修辞行为方式。 不仅如此，汉语的“修辞伦理化”在海外华文文学整体景观中，还表现为对其修辞行 为展示过程中“角色意识”的强大影响。它们以诗或其它文类在“精神传达”时面对对 象的“仰望”视点即“想象”的漫化过程，呈示为从“类型”走向“种型”的过程，即 创作主体既体味到文化“孤独感”又不想成为纯粹的“孤独者”。因此，其“汉语身份 ”就成为强大的内在支撑。与“汉语渊源地”的远离与阻隔，在“仰望”里，“小我” 与“大我”的关系也顺势就自然生成。“游子”的眷念范畴将更多可能地指向“故土” “母亲”。父与子、游子与故里、萍与根、月缺与月圆、小溪与大海等等伦理化关系指 涉，便成为“小我”与“大我”的能指。靠“想象”完成的眷恋里，“愁”“苦”“痛 ”“哀”“悲”等就是“伦理化修辞”的格调或色彩的显示了。这些特征，在那些具有 “双重文化身份”的早期“海外华人”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