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这样两个现代文坛上的人物置入一起论列，也许人们会不以为然，但是，如果对他 们人生的轨迹进行追踪，对他们异中亦同的命运遭际作一番检视，或许能给我们些微启 迪、一点思考。 丁玲比王实味大两岁，他们都出生于没落的书香之家，少年都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 丁玲受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湘中新思潮的影响，飞出家园闯荡世界是她少女年华的倾心追 求，个性主义曾经是她的苦闷，也给她内心深处留下烙痕；王实味在豫南小城家道的破 败中较早地踏向社会，更多地敏感于民生与社会的艰难，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生命 的承重。 丁玲1924年到达北京，还是在迷惘中的追寻，次年王实味考入北大，人生理想似乎已 有了扎实的依凭，初步有了对社会的思考与关注，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他 们都开始了新文学的尝试，王实味关注的是自己成长的历史，外烁于整个社会的景象， 丁玲则孜孜于当下自我心灵的遭遇，顽强地把笔触伸向时代投影下的内心深处；王实味 笔下展示的是乡土中国的实像，丁玲则感受着都市生活中敏感的一角。 大革命的时代潮冲击着他们，王实味因为个人的恋爱遭到组织的粗暴干涉等原因离开 组织，丁玲也因爱情的困境南下上海。此后一段时间，他们都以文学作为生活的依据， 用辛勤的耕耘涂抹着灰色的人生。丁玲偏于小说的创作，而王实味已转向世界文学名著 的译介。有意味的是两人的家庭，丁玲的丈夫胡也频逐渐左倾，王实味的妻子、20年代 在北京曾与丁玲有一面之缘、也是丁玲同乡的刘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不同的是胡也频 之被国民党杀害使丁玲急遽地从一个弱女子转向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征途，选择过程中显 然有着更多的情感因素；而刘莹未能影响王实味，生存的压力使他们能更多的用理性的 眼光打量着现实和前路的抉择。 丁玲参与了一段左翼文运的历史，随后是不堪回首的几年“《魍魉世界》”的人生； 王实味北上南下，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一路风尘。这一段人生对他们都至关重要，丁玲 因几年国民党的监视居住成了她后来洗刷不清的伤痛，王实味则因为与几位托派朋友的 交游而留下隐患。这些都在他们先后抵达延安后浮出地表，陪伴着他们或短暂或漫长的 人生(注：可分别参考周良沛著《丁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黄昌勇 著《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王实味与丁玲是在延安才有了或多或少的联系。丁玲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秘密护送 下到了延安，作为著名作家及其特殊的经历，毛泽东亲自设宴欢迎并赋诗相赠，自然成 为延安的名人；王实味一路艰辛，跋山涉水，如同当时大批知识分子一样抱着救国的愿 望来到延安，因翻译的才华被张闻天所赏识，才得以重用：翻译马列原著，位居高级知 识分子行列。就现存的史料，笔者尚未发现在延安丁玲与王实味相交往的记载，不过， 那时丁玲并不长驻延安，她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活动在抗日前线，直到1938年夏进 马列学院学习，而此时王实味也正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丁玲在延安除了大量的社会 活动外，还不断发表文学作品，表达她自己对生活的观感；王实味性格内向，不大与人 往来，一心扑在马列原著的译介上。 二 王实味到延安后，主要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他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对于他来说似乎 已成往事，直到1940年10月他撰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注：《 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1941年5月。)参与“民族形式”的讨论，庶几算是他向文 学回归的标志。其时，“民族形式”问题成为延安及国统区理论界讨论的重大课题，形 成了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局面。这一理论之所以在当时引起大规模的论争，原因就在于 它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关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知识分子的文化实 践的大问题。因而这一看似学术争鸣的问题实质上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虽然也涉及到延安的文艺实践，但它的基 点还是在于学术争鸣。问题的紧张在于王实味很快将这种学术理论上的应对上升到了文 学实践的层面，那就是1942年早春时节陆续问世的几篇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杂文。在王实 味青年时代的文学跋涉期，是以小说创作为主，写杂文恐怕也不是他的长处，但此时忽 而为文，显然与40年代延安的社会、文艺思潮有关。 从1940年到1942年春天，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和 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浪潮(注：关于延 安文学新潮的观点是刘增杰先生在1993年3月首届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上提出的。) 。具体而言，它萌发于1940年，1941年在理论探索和创作实绩上有了长足进展。而1942 年春则以洪波巨浪的态势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天里，新潮的创导者们主 要以大量的杂文给延安文坛带来一股奇异的风。 正是在这次新浪潮中，王实味得以与丁玲相集结。 丁玲那时在延安的文学地位和文学活动中的影响都不可估量。她所主编的《解放日报 》“文艺”副刊已经成了新潮文艺探索的主要阵地。王实味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系 列杂文就是分两次(3月13日、23日)发表在副刊上的。 关于《野百合花》的发表，丁玲在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上的发言中把责任揽到了自己 的头上(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 )，王实味杂文的前半部分为丁玲发表是确定的，因为丁玲在3月11日调离，由舒群接替 主编，所以后来有学者认为《野百合花》后半部分的发表与丁玲无关。但当年《解放日 报》副刊编辑黎辛以亲历者的身份回忆认为“3月23日发表的《野百合花》(指文章后半 部分——引者注)是丁玲签发的”，是丁玲签署“可用”的“存粮”(注：《<野百合花> ·延安整风·再批判》，《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虽然是历史见证者言， 但半个世纪之后回忆往事，完全有误记的可能。王实味文章的后半部分不可能是丁玲留 下的“存粮”，因为文章的后半部分发表时清楚地标出完稿于3月17日，也就是说丁玲 只可能在3月17日后再签发这篇稿子，而此时舒群已走马上任两天了。今天看来最大的 可能是，丁玲签发已不可能，但推荐组稿还是有相当的合理性的。一则因为前半部分是 经过丁玲之手，继续关注下文也是正常的；二来丁玲早在年初为了治病方便就借住在“ 文抗”所在地兰家坪，文艺副刊的稿子由编辑送取，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住址也在 兰家坪。这样看来，丁玲组稿或王实味主动送稿必居其一，王实味与丁玲有过往来也是 必然的，况且王实味作为“文抗”一名会员，与作为“文抗”理事的丁玲有所交往并送 发作品也是极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