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仅止于此，还不能深入地理解《花腔》这部作品。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奇观的背 后，《花腔》的文本蕴含着两套互不相同的话语系统，它们分属于不同的层面：其一是 对葛任这样一个富有激情的生命个体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非同寻常命运的倾力追索和思 考；其二则是以一种超脱的立场，对这人间的种种扰攘所持的一种智者的怀疑、质询、 嘲谑的态度。应该承认，前一套话语系统由于贯穿于正文的始终，因而给人以一种挥之 不去的强烈印象；相比之下，另一套话语系统的显现则要隐晦得多，它体现在对各个叙 述者有关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的讲述本身所具有的真实性程度的评判中，体现在对 残酷的历史情景与境遇的解构性理解中。这是两套相互冲突、抵牾的话语系统，但却被 作者缝合成了一体。尽管这样，它们之间的冲突仍历历可见。剖析这两套话语系统及其 冲突，不但可以理解《花腔》这部大气磅礴的作品，而且可以藉此透视当今时代精神文 化的某种特质。 下面我们先从分析作品的主人公葛任这一形象入手，展示前一套话语系统在文本中的 运作方式。 谁曾经是我 主人公葛任早年所写的诗《谁曾经是我》不仅在情节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 作用，而且也是理解葛任一生坎坷命运的钥匙：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天， 是山中潺潺流淌的小溪， 还是溪边浓荫下的蚕豆花?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春天， 是筑巢于树上的蜂儿， 还是树下正唱歌的恋人? 谁曾经是我， 谁是我镜中的一生， 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 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 谁于暗中叮嘱我， 谁从人群中走向我， 谁让镜子碎成了一片片， 让一个我变成了无数的我?(注：见李洱：《花腔》，45—46页、322页，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2年1月版。) 稍有文学素养的读者一眼便可发现，这首诗出自一个刚踏上人生旅程的青年人的手笔 ，几个极富包孕性的画面、意象尽情地表述着对未来的憧憬，对甜美的初恋的陶醉，对 自我不无骄矜的期许，同时也夹杂着些许疑惑、迷惘和伤感。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展 示了葛任的内在性情。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曾暗示他的主人公的名字与“个人” 谐音。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其中不无深意：它是对葛任的品性最为简洁的概括。尽管 葛任在日后身不由己地卷涉进了党派的残酷纷争和战争的烽火硝烟，卷涉进了残酷无情 的历史漩涡，但他从内心深处而言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者。在临近生命的终点 之际，他还对范继槐说他的志愿是当个自由自在的文人，将那部酝酿多年的自传《行走 的影子》写完。范继槐在分手前听到他最后的话是：“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睡觉 是小休息，死亡是大休息。”(注：见李洱：《花腔》，45—46页、322页，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2年1月版。)在刀光剑影相催逼的场景中，他那种罕有的坦诚，那种临危不惧， 那种率性和从容，不由让人啧啧称奇，同时也让人为他的不幸结局而扼腕长叹。 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看，葛任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投身中国革命运动的红色知识 者的典型写照。知识者和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贯穿了革命运动的始末；甚至可以说，如 果当年没有那些红色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壮大和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 红色知识者在革命运动中的遭际长久以来也一直是文学作品关注的重心之一，上世纪五 十年代问世的《青春之歌》便是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以林道静为中心，描写了一大 批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运动艰难曲折的历程。显而易见，作者在创作时受到了那个时 代盛行的狭隘的文学功利主义的严重束缚。由于作者竭力想在作品中一无遮拦地展现某 些现成的思想观念，那些红色知识者的形象便常常被涂抹上了过浓的意识形态油彩，他 们的人生意义、人生道路选择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阐释如出一辙，在很多情 形下，人物形象甚至成了上述政治理念的拙劣图解。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真实的内心体 验和人生境况自然也得不到明晰有力的展示(注：有关杨沫的《青春之歌》，参看二十 二院校编写组所著《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二册)，182—18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2月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卷)，63—66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 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