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2)02-0059-06 《沉沦》作为郁达夫的代表作，一直被视为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但笔者在现代文 学教学中却发现，长期以来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的认识与体察，是存在着不 少偏差的。例如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作品中的“原欲”倾向，硬性地拔高其中的“ 爱国主义思想”，笔者认为这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本文试图从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背 景这一角度，来重新解读郁达夫的《沉沦》，以还作品的“本来面目”。不当之处敬请 大方之家指教。 一、青春期的“沉沦”及其情感焦虑 在现代文坛上，像《沉沦》那样刚一问世就引起激烈争论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其中争 议最多的应该是小说中的“原欲”倾向。郁达夫曾自称它是一部表现“灵肉冲突”的作 品，周作人似乎颇为赞同，但他又强调这是一部“受戒者的文学”，并说“在已经受过 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书里得到稀有的力；但是对于正 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确实极不合适的。”(注：仲密(周作人)：《沉沦》，转引自王 自立、陈子善所编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P304，天 津人民出版社，1982。)可见周作人更关注着《沉沦》里原欲的意味。苏雪林则指斥郁 达夫说：“不意郁达夫的《沉沦》只充满了‘肉’的臭味，丝毫嗅不见‘灵’的馨香。 说这部书表现灵肉冲突，也太辱没这个好名词了!”(注：苏雪林：《郁达夫论》，转引 自《郁达夫研究资料》，P381。)这明显地带有恶意攻击的味道了。即使是和郁达夫站 到同一战壕里的成仿吾，也不同意郁达夫“灵肉冲突”的观点，他认为《沉沦》的主要 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来表示”(注：成仿吾：《<沉沦>的评论》，转引 自《郁达夫研究资料》，P309。)。这种说法似乎“动听”一些，但也更显得模糊不清 ，什么是“爱的要求”和“求爱的心”呢?是原始的性的苦闷还是情感上的“饥渴”，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笔者以为，之所以造成以上的意见分歧，关键在于对主人公处于日 本那样一个陌生而异质的特定文化中所产生的“文化震惊”感和由此导致的心理失衡缺 乏具体考察。而要准确地解读《沉沦》的情感意蕴，首先要了解中日两国文化观念方面 的差异和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感受到的“文化震惊”。 中国封建社会是“男女之大防”森严的社会，上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已别无选择地处于 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但在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浸染熏陶下，视性为不齿、为洪水猛兽的 陈腐观念依然在社会思潮和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在郁达夫的整个小说创作 中就可明显地看出来。而当时郁达夫独身一人所在的日本，正是性文化极为发达乃至泛 滥、各种消极颓废的厌世情绪和非理性思潮特别流行的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郁达 夫东渡日本的时候还不满17周岁。即使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17岁仍然还没有脱离“ 孩子”的阶段，还需要呆在父母身边接受“呵护”，但17岁的郁达夫已经远涉重洋，独 立闯荡于异国他乡了。(注：郁达夫初到日本，虽然和兄长郁曼陀及夫人陈碧岑住在一 起，但不久郁曼陀就离开日本，郁达夫一直到1922年才留学毕业回国。)17岁，按照人 的发展阶段来划分，应该属于“青年前期”或青春期。心理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时期是 一个人成长历程中“大动荡”和“角色混乱”的特殊阶段。美国心理学家爱里克森指出 ：“青年期有一个暂时延缓的时期——一个‘不和拍’的时期。在一个社会所允许的从 儿童到成人的中间阶段，他们自由地体验着各种角色，但到了青年末期还不能成功地确 立同一性，就会陷入角色的混乱。”另一位心理学家，心理动力学理论的创始人缪斯则 警告说：“如果青年不能成功地达到同一，他将会自我怀疑，会体验到角色的混乱，以 及可能任其自我毁灭，或有某种偏见与偏差行为；会继续病态地认为别人对他有某种看 法，甚至是认为他比较坏”；而“当他们长久地处在这种状态时，自我分散和个性的混 乱可能会导致犯罪和精神症状或人格分裂”。(注：转引自祝蓓里《青年期心理学》，P 186～18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不幸得很，郁达夫的青春期却是在日本这样一个 异国文化环境里度过的，那么，郁达夫那瘦弱的肩膀就要同时承受由两种文化震惊所带 来的“生存不适”感：一种是人生征途上的从儿童、未成年的世界突进到成人世界中， 由此招致的种种“震惊与不适”；一种是远离祖国，闯入到一个“改变了生活起居的方 式、语言不通”的陌生文化环境里所带来的文化震惊和文化不适感。这两种“震惊与不 适”交织在一起，再加上他那多愁善感的个性，给郁达夫带来了严重的精神压力和心灵 冲突。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里还有一个“刺激阀限”的问题。一个生活于现代都市里的美 国青年也许会对耸立在街心公园里的裸体塑像和霓虹灯下的美女广告熟视无睹，但如果 把中国的一位从小生活于穷乡僻壤的农村青年置身于同样的环境中，他或许会“备受心 灵的煎熬”。这就说明“刺激阀限”值的高低决定了对性刺激接受能力的强弱，而“刺 激阀限”值又和一个人的文化观念、文化教养密切相关。郁达夫和《沉沦》中的“他” 从中国来到日本，满目可触的是各种各样娇艳的半裸体照片，以及霓虹灯下摩登女郎的 搔首弄姿等，这对从小就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特别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说 教的他来说，自然是难以忍受的“强刺激”。 《沉沦》中“他”的所有精神压力和神经紧张，几乎都与这种文化震惊感相关。“他 ”在东京处处感受到性的诱惑，在这些诱惑面前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但他在中国从小所 受的教育都无时不在告诫他：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应该是“正人君子所不为”的。 “他”的“堕落”可分为三部曲：其一是手淫阶段。如果稍具一些心理学常识和性知识 ，他就应该清楚手淫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耻”与“堕落”，性常识匮乏的他却认定 那是一种“犯罪”：“他每次犯罪之后，每到图书馆里去翻出医书来看，医书上都千篇 一律的说，于身体最有害的就是这一种犯罪。从此之后，他的恐惧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 起来。”可是，原始情欲的诱惑毕竟太强大了，“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的 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到他的眼前， 他平时所见的‘伊扶’的遗类，都赤裸裸的来引诱他”。这是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 的心理过程，越是想用道德感来约束、控制自己，原始本能的反抗力量就愈是强大。“ 他”过于自责自悔的后果只是“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并且进一步发展到窥浴、听 淫等变态行为；“沉沦”的最后一步则是他“失身”于日本妓女的怀抱中。于是，“他 ”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也被攻破了，当所有的自悔自责都压在他心头，使他再也无法面 对和逃避时，摆在他面前的就只有自杀以求解脱这条路了：“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 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 —从这里我们看出传统的性丑恶观念和性罪感意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美国学者李欧梵先生曾经疑惑郁达夫何以对自己的“性过错”如此耿耿于怀：“即使 根据儒教的理论，学者闲时在妓院里消磨时光也始终是一种可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习惯 。”(注：(美)李欧梵：《现代中国作家的浪漫主义的一代》，转引自《郁达夫研究资 料》(下)，P527。)李欧梵恰恰忽略了像郁达夫这样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往往有一种“ 性洁癖”心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沉沦》中的“他”虽然被作者标明已经有了20岁 ，但作品文本所显示出来的实际心理年龄至多不过十六七岁)。郁达夫后来的小说也有 不少描写主人公逛妓院的情节，但都没有出现像《沉沦》中的“他”那样的道德焦虑， 因为他们早已度过了青春期的“性洁癖”心理阶段，越来越具备儒教所驯化出来的“名 士风度”了。查阅一下郁达夫自传，不难发现郁达夫本人的经历与《沉沦》中的“他” “失身于日本妓院”的情节有着惊人的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