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这几年我们陆续读了很多你的关于文革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我们都非常有兴 趣，特别是你刚发在《当代作家评论》第一期上的长文《“文革”对“五四”及“现代 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也促使我们想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 ，可以相互交流。我比较奇怪的是：按照你这样的年龄，应该不是文革的直接的亲历者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对文革产生如此强烈的研究兴趣，或者说你的动力来自哪里? 王尧：谢谢你们对我研究的关注，蔡翔提的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仔细想过。现在回头来 看，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自然的思想与学术的过程。很早以前，我对图书馆的旧书 非常有兴趣，读大学期间，我发现图书馆清理的废书中，文革时期的出版物特别多，我 买了许多放在那里。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集中阅读它们。为什么这几年会集中到文 革研究上来，我想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我对中国 近百年来的重大事件非常有兴趣，中国的文革，也是重大事件之一。不管你是否做这样 的研究，如果你还称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话，你不能不面对文革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 我不是一个亲历者，但我是文革后期的一个目击者。可能跟费振钟一样，也就是说像我 们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这样一代人，与文革没有任何 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我今天面对它的时候，比较容易撇开了政治恩怨、道德纠缠上的 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不面对这样客观史实，无法绕开它，我觉得中国所有的问 题几乎都可以从这里下手，上溯、向下都不能撇开这样的问题。第二个原因就是：尽管 我长期在大学里工作，但是我对现在所倡导的体制化的学院做派，是非常反感的，在我 自己的思想当中，从来没有把学术道路与介入当代的文化建设分开来，在这样的思路当 中，学术应当凸现问题意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是残缺的，缺 少文革这样一个环节。尤其中国现代化研究、思想史研究也缺少这个环节，这个真正的 、非常重要的环节漏掉之后，许多伪问题、假问题都出来了，真正的问题反而没有凸现 出来。这对我触动很大，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设想通过自己初步的研究把这个环节的重 要性凸现出来，把这个环节里包含的许多问题能够通过自己的方式——无论是深刻，还 是肤浅的，把它提出来。另外与我这几年对学术问题的思考也有些关系，在前面这两个 前提下，我自己一直想做一些个案的研究，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文革文 学”作为一个点，但随后我发现，纯粹地做对“文革文学”的研究不能正面地回答这些 问题，不能把它拓展开来，包括这一次所写的这篇长文。我自己试图想从更宏观的、更 复杂的背景上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才能显示出它的复杂性，单纯的一个角度进入是不够 的，我自己有意识地从文学拓展到思想文化领域，拓展到知识分子思想精神研究上来。 蔡翔：我觉得你这段话里可能有三个关键点：一个是你从资料的收集入手，并给予了 高度重视；第二个是你跳出了所谓“当事者”的个人局限，包括个人的情感局限、经历 的局限、政治道德认识的局限等等；第三，你对文革研究的问题意识。这三点是不是构 成了你对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和取向?也就是说，你是否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的资 料占有入手，以强调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另外，你是否认为不应该过多的把个 人局限加入到学术研究里面，以免破坏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同时你是否认为学 术应该和生活、和当下的存在有机地结合起来?由这三个方面入手，形成的学术研究才 能对我们当下的存在提出问题，并回答这些问题的挑战? 费振钟：尤其是第三点，如何应对我们当代的生存，这是学术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对文革史实的整理与学术研究，需要跟我们现在生存的文化现实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没有和当代的生存现实联系起来，你就不可能产生问题意识，实际上研究文革是为了打 开我们曾经经历的历史，扩展我们的生存经验，应对我们的生存困境。我们所以对王尧 的研究感兴趣，并认为这样的研究有意义，主要也是依据这种认识。 王尧：刚才蔡翔所概括的三个问题是我这两年比较清醒的意识。第一个关于史料的问 题，是很正常的学术准备工作，但是在今天的大学、大学之外或者整个学术界对史料这 个问题已经产生很多认识上的差异。在大学阶段，当我选择当代文学作为自己专业的时 候，我感觉到面临一种怀疑和挑战，我的老师告诉我古典文学研究是学问，因为古典文 学研究非常重视考据、重视史料的收集。我当时是非常纳闷的，因为学术研究不能没有 考据，但是如果把考据等同为学问，我不是非常赞成，后面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当代文 学、文化的研究不能由于缺少古典文学研究这样那样的做法，就不称为学问。但从另外 一个角度讲，在我们整个学科研究中，缺少这样的意识，一些当代文化、文学研究，仅 仅出于理论想象，可单有理论想象是不够的，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如果我 们忽视了史料，会带来好多问题，至少我们无法揭开历史的真实层面，我们会把很多关 键问题留给我们的后人去考证，这在学术上是不负责任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认真梳 理文革，把这一段重要历史做好。第二个很关键，触动我回到史料上，是今天很多学者 擅长下结论，而不擅长于做问题的归纳和论证，做结论是非常容易的，包括在一些很著 名的学者那里，他们在谈到五四和文革的关系时，也都是轻易下结论的。我在写这篇文 章的时候，包含了对方法的一些思考，我认为需要做这样的一些研究，需要拿出证据来 。无论是亲历者也好，目击者也好，即使是后来的人跟这段历史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 当你试图来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总要有一种还原的方法。还原的方式，我认为最好的 是能够对史料做一些整理。这个功夫我认为是需要花的，而且在整个这样的过程中，新 的史料的发现，并重新解读，改变了我对整个文学史或知识分子历史的认识。这时候史 料已经不再纯粹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资料了，它本来就是一种历史的呈现。当你在重新 选择它的时候，自己的倾向性也就在这个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