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2)01-0011-04 1925年6月13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悟世情的文字： 我明知道几个人做事，真出于“为天下”是很少的。但人于现状，总该有点不平，反 抗，改良的意思。只这一点共同目的，便可以合作。即使含些“利用”的私心，也不妨 ，利用别人，又给别人做点事，说得好看一点，就是“互助”。但是，我总是“罪孽深 重，祸延”自己，每每终于发见纯粹的利用，连“互”字也安不上，被用之后，只剩下 耗了气力的自己而已。[1]P78 时隔10年，1935年4月23日，鲁迅在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又写下了同样内容却更为 感喟不已的话： 帮朋友的忙，帮到后来，只忙了自己，这是常常要遇到的。……我的经验，是人来要 我帮忙的，他用“互助论”，一到不用，或要攻击我了，就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说” ；取去我的衣服，倘向他索还，他就说我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吝啬得很。前后 一对照，真令人要笑起来，但他却一本正经，说得一点也不自愧。[2]13·P116 通观鲁迅的全部文字，可以发现，这种“被利用”的感受贯穿他的一生。就像他所形 容的交“华盖运”，碰“鬼打墙”，他始终不能逃脱这种痛苦的折磨。考察这种厄运在 他身上的种种表现以及他不断被这种厄运所笼罩的内外原因，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他的 思维性格气质和心态的理解，同时也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他人生选择的悲剧性的认识。 最早使鲁迅产生被利用感觉的，是兄弟失和事件。 深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影响的鲁迅自从家庭变故特别是父亲去世以后，就自觉地承担 起了长子长兄的义务。他虽然比周作人只大不足4岁，但却处处事事尽到了长兄的职责 。留日期间为周作人代办一切对外交涉乃至料理衣食住行，为了解决周作人和羽太信子 的经济需要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研究深造计划而回国谋职，搜集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以周作人的名字印行，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谋得教职并帮他修改文章，周作人两次患病 期间代为请医生并跑医院跑西山悉心照料，为筹划八道弯住宅而多方借款、多方交涉、 多方联系并亲自设计、亲自安排，甚至连羽太信子姐妹日本人的居住习惯、侄子侄女的 游乐玩耍都考虑得极为细致周到，把每月的高额收入悉数交给持家的羽太信子并且不断 接济羽太信子的娘家……桩桩件件，都包容着鲁迅对周作人一颗诚挚真切的爱心。可以 说，鲁迅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们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最后从周作人和羽太信子那里得到的竟是侮辱谩骂和驱逐。这对他无疑是至为残酷 的精神打击。一个人最难以忍受的是亲人的背叛，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去关怀去帮 助去扶植的亲人的背叛。无法排遣的苦痛折磨着他，最后终于积郁成疾，大病一场。虽 然鲁迅没有在文字中直接描述这一事件在他心中引起的反应，但从他一系列隐晦曲折的 表述中我们却可以体悟到一种被利用被榨取被掠夺的强烈感受。时过一年，他撰写《< 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时，就把周作人、羽太信子喻为“寇”，把周作人、羽太信子盘 据的八道湾称为“盗窟”，并在文末署名为“宴之敖者”，表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 女人逐出的”[2]10-P63。后来，他创作小说《铸剑》，又把“宴之敖者”作为复仇者 “黑色人”的名字，并让他对眉间尺说：“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 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可见他这种感受是多么深刻，多么强烈，多么难以忘怀。 如果说碍于和周作人的特殊关系，加之当时也没有可以尽情地倾诉内心愤懑的对象， 鲁迅只是在内心深处独自咀嚼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强加给他的痛苦，因而没有明确表达出 他内心的具体感受，那么，当他再一次蒙受由高长虹给他制造的类似的厄运，而他已有 了在心灵上相依为命的许广平后，他则把这种感受十分明白准确地表述了出来，那就是 “被利用”。高长虹给鲁迅造成的伤害虽然和周作人、羽太信子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 ，这同样是一种背叛，是一种得到诸多利益后见不能进一步被利用就过河拆桥恩将仇报 一棒打杀式的背叛。尽管高长虹在无情反目后极力否定鲁迅对他的帮助，而鲁迅不论事 前事后也不愿因而没有对此详加述说，但事实终究是不可抹杀的。且不说鲁迅对高长虹 在经济上的热心帮助，也不说鲁迅对高长虹所主办的《狂飙周刊》在精神上舆论上的热 情支持，仅从如下几件事例就能够管中窥豹，以见一斑——在《狂飙周刊》被迫停刊的 情况下，由鲁迅提议和高长虹、向培良等人一起创办《莽原》，鲁迅作为主持人，邀高 长虹写稿，使《莽原》成为高长虹这一时期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鲁迅将高长虹的第一 本散文与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同自己的《呐喊》、《彷徨》、《野草》等一起编入“ 乌合丛书”；鲁迅亲自给高长虹校稿子，并累得吐了血。只要注意到鲁迅和高长虹当时 在社会上所处的不同地位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就不难明白鲁迅的这些行为对高长虹的 成长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无怪乎后来高长虹在上海恢复《狂飙周刊》并筹办“狂飙丛 书”时要刊登“去年春天本社同人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 《莽原》……”这样的广告。然而，这样的提携奖掖高长虹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仅仅因 为接办《莽原》的韦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他就迁怒于鲁迅，采取威胁造谣诽谤等 手段向鲁迅大举进攻，妄图致鲁迅于死地。鲁迅不是从个人的功利出发去帮助培养青年 人的，他“并没有略存求得好报之心”[1]P284，他说他“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 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 社会的假面”[1]P53，也就是他一再强调的为中国“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2]3· P22。但在受惠者一方，即使不总把对方的好意铭记在心，也不该轻意就反目为仇以怨 报德吧。高长虹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不是纯粹的利用又是什么?这使鲁迅深受刺激。他 就此给许广平写信说：“我先前为北京的少爷们当差，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 ……不过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知道现已不能再利用，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 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了许多坏话(如说我骂郭 沫若之类)。其意盖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 过方法不同。他们专想利用我，我是知道的，但不料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杀 了煮吃，有如此恶毒。”[1]P222这深刻揭露了利用人者自私自利不讲道义的本质，同 时倾诉了他发现自己被利用后的愤怒与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