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三点意见： 一，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是他从中国现实的真问题出发的，绝不是某种 外来思潮的移植。 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的民族危机来自哪里。鲁迅思考是一种向内的追问，他的结 论是：民族危机主要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危机，是人心的危机，即中国的民族精神出了问 题，即所谓“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破恶声论》)。因此，改变人的精神是“第一位 ”的，“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 ，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 二，改造国民性问题涉及对民众的看法。鲁迅在《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里， 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厥心纯白”的“朴素之民”也即“气秉未失之农人”，另一为 “众庶”，又称“众数”。后来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我之节烈观》里，又更 明确地将前者称为“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后来在“名教的斧 钺底下”，失去了天性，就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在鲁迅看来，“精神界战 士”与“朴素之民”是有一种生命本源上的联系的；所谓“改造国民性”，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性”(“白心”)，但又绝非回到远古，所以鲁迅说，“觉醒的 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 ，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这里就包含着将现代精神贯注于人的 本性中的意思”。而所谓“改造国民性”，关键是要把人从“名教的斧钺下”解救出来 ，他一生坚持“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也正为此。——当然，鲁迅内心并非没有矛 盾，在《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辩论孩子的坏，是“根苗”就坏，还是“环境教 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鲁迅自己内心的矛盾的。 三，关于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病灶的认识，我还是相信许寿裳的回忆：“我们觉得我 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和爱”(《回忆鲁迅》)。对“真”与“诚”的倡导，对“伪 ”的批判是贯穿鲁迅一生的——在世纪初，他提出，“伪士当去”(《破恶声论》)；五 四以后，他强调反对“瞒和骗”(《论睁了眼看》)，提出“做戏的虚无党”(《马上支 日记》)的概念；20年代末，他提出“真的知识阶级”(《关于知识阶级》)的概念；30 年代，他提出要区分“真、假堂吉诃德”(《真假堂吉诃德》)，有一条明显的思想贯穿 线。呼吁“爱”，特别是天性的爱，也有一条贯穿线：世纪初，对“气秉未失之农人” 的肯定(《破恶声论》)；五四时期，赞美“哺乳婴儿”的“村妇”的“离绝了交换关系 利害关系的爱”(《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生命最后一刻对“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 的乡下”的“母亲”对“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的爱的高度评价(《写于深夜里》) ，确是一以贯之。而鲁迅批判的重心始终是中国人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与杀戮，他一生都 在批判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吃人肉的筵席”，他一再强调“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 的”，都说明这一点。 而鲁迅所提倡的“爱”又是与“憎”连在一起的，“爱憎不相离”是典型的鲁迅命题 。 在讨论鲁迅对“伪”的批判时，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的“伪”的最大特 点就是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却是“私欲”作崇。从20世纪初批判维新派“借新文明 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文化偏至论》)，到五四后批判读经之徒“假借大义，窃取美 名”(《十四年的“读经”》)，直到离世前对“革命的大人物”“借革命以营私”的批 判(《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也有一以贯之的线索。 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里，对“奴才式的破坏”的批判也很值得重视。他指出 “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这类大多数民众的 出于私利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也是国民性弱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