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既是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山人，又是台湾文坛的保姆。钟理和、钟肇政、黄春明 ……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都是在她的扶助下走上文坛的。 林海音作品学术研讨会 2000年10月25日，即台湾在日本人统治奴役下，经过五十年的漫长黑暗岁月，光复五 十五周年纪念日，台湾文坛第一位女作家，台湾女性文学的开创者林海音的作品学术研 讨会，在新建的现代文学馆召开。会议由舒乙馆长主持，与会的海峡两岸学者五十余人 。来自台湾的作家、学者有：林海音的长子夏祖焯、林海音的次女夏祖丽、台湾“中央 研究院”学者应凤凰等。林海音的一家都是作家，丈夫何凡(夏承楹)为著名的专栏作家 ，长子夏祖焯、次女夏祖丽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林海音的长女婿庄因是著名散文家 。林海音一家都是作家与林海音本人及其生长环境有极大关系。就像一条滚滚的大江， 分出了许多支流。林海音为台湾文坛培养了大批作家。她的纯文学出版社、纯文学月刊 为台湾文坛推出了大量的好作品，对台湾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林海音的文学神经联系 着整个台湾文坛；林海音的文学食粮滋养了台湾几代作家，但是林海音如今在台湾却受 到了冷落。她的长子夏祖焯在林海音作品学术研讨会的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说道：林海音 为台湾文坛作出了那么大贡献，但台湾从来没有为林海音开过研讨会，而大陆已经为林 海音开过两次作品研讨会，大家想想这是什么问题?是林海音太爱北京，太爱祖国了… …夏祖焯的讲话非常激动，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满场的代表全神贯注，所有的眼睛都朝 向他，所有人的大脑都在思考：“这是什么问题?” 因为爱祖国、爱民族，受到“台独”势力的排斥、冷落和打击，这已不是个别事例， 个别作家了。不过从这样的事件中可以引发出许多思考。我们对那些受到冷落、排斥和 打击的作家，应该给予更多的关心、帮助和支持。可能是众心一致感应和共鸣的缘故， 个个代表的发言都充满激情，研讨会始终气氛热烈，情绪饱满。 城南旧事中的女主角 林海音于1918年农历3月18日，出生于日本大阪市。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是个爱国的知 识分子，青年时期在老家台湾省苗栗县头份乡教书。因此，台湾新文学诞生期的许多作 家，都是他的学生和朋友。如台湾新文学的三巨头之一的吴浊流，便是林焕文的得意门 生之一。早年林焕文曾赠送给吴浊流一幅手抄《滕王阁序》，吴浊流像命一样珍藏。后 来这幅手抄《滕王阁序》与他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放在一起，在日本人的眼皮 底下东躲西藏。因为那幅序凝聚着林老师一片深切的爱国情感的教诲。林焕文的另一个 得意门生张汉文，为了躲避日祸，从台湾来到大陆，成了康有为的弟子，后来成了中国 第一任出色的外交官，曾出使日本和新加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台湾第一部新 诗集《乱都之恋》的作者张我军，不仅是林焕文的朋友，而且是林焕文的亲戚，林海音 称之为表舅。1927年林海音的二妹林秀英，就是由张我军的母亲带到北京来的。那时在 北京的台湾知识分子中，有四人被称为“台湾四剑客”，他们是张我军、潢炎秋、连震 东(连战之父)和苏芗雨。他们和林海音家关系都非常密切。从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起， 林家就是台湾文坛的一条纽带。 林海音原籍为广东省蕉岭，自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七代以前移居台湾头份，称为 “西河堂林家”。林焕文七岁那年，台湾被满清政府割让给日本，林焕文经历和目睹了 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反对割让、反对日本入侵的战斗，心中自幼埋下了仇日和爱国的种子 。因此他不甘心在日本人的奴役下生活，1917年，三十岁的林焕文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爱 珍，去日本求生。在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定居下来，开了一家卖网球拍和缝衣针的商店 。次年的农历3月18日，大阪绢笠町“回生医院”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婴哇哇出世，她 就是林海音。人们可能会问，林焕文一家在台湾受不了日本人的统治，为什么会去日本 谋生呢?台风是肆虐的，但台风眼往往是平静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扮演的角色，就 是一个奇怪的角色，一方面它是东方法西斯的策源地，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大本营，但另 一方面它又是传播民主思想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据点。东方国家一方面受到日本侵略 ，遭到日本祸害，但另一方面，东方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又去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和吸收 知识文明。中国的许多革命先驱、思想家、文学家都东渡日本寻求发展，如孙中山、鲁 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当时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的许多知识分子，也把日本当作求生 求知之地，比如：蔡惠如、杨逵、王白渊、吕赫若、巫永福等，都去日本求学深造。 因教师出身的林焕文不善于经商，在大阪三年不仅没有赚到钱，连从台湾带去的老本 也差不多赔光了。他准备从日本去大陆，但因对大陆情况不明，便将家属送回台湾，只 身到北京打探。当他确信北京是个安身之所时，于1923年3月将妻子爱珍和五岁的英子( 林海音)接到北京。 林海音一家到北京后，临时住在珠市口谦安客栈。林海音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备感新 鲜。每天穿着日本和服站在客栈门口观看穿着中式服装说着北京话来往穿梭的人们。她 即将融入这个社会，但如今还站在这个社会的大门外面。她观察学习的过程，就是走进 这个社会门坎的过程。她看到行人们新鲜，行人们看到这个奇怪的小女孩更觉可爱。有 人上前向她问话，她虽然能说日本话、闽南话、客家话三种语言，但却不会说北京话。 她越不会说北京话，行人们越受逗她。有的行人还故意掀开她的和服，看她是否穿着裤 子，他们口里还说着：“听人说日本的女人是不穿裤子的。” 过了不久，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通过考试被录取到北京邮政总局工作，这是一个收入 较好和较为稳定的工作。他们也从客栈搬到了租赁的房子里。林海音一家在北京站稳了 脚根之后，林海音的两个叔父也从台湾迁到北京定居下来。据林海音在《番薯人》一文 中说，那时在北京的台湾人，多以原籍福建、广东人的身份出现。她写道：“那时在北 京的台湾人大约有四五十人，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远离家乡来到大陆，他 们在籍贯上大都填写他们的祖籍闽、广两省。一来是为了躲开日本领事馆之类的机构注 意，二来如果说是台湾人，会被投以歧视异样的眼光。因而彼此间提到台湾人，就以‘ 番薯人’代之。因为台湾的地形像是一个番薯。不提台湾而用番薯，实际上包含了异乡 人无限的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