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21世纪是女性文学的世纪。就中国而言，当下正在前进中转换着自己面 孔的中国文学，虽然还不能说是女性文学的天下，但是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知识化的提 升以及社会不断现代化，在或休闲或紧张的未来社会中，女性作家更容易生存。 尽管自“五四”时代起，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上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20世 纪80年代中期之后，文学界和社会上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一直没有消停。什么是女性文 学?中国有没有女性文学?这两个问题，文学理论界至今意见歧异。我始终认为中国有女 性文学，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文学。 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有“性”的，即女性意识强烈的一类，作家 以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意识、女性话语看待历史、社会、生活和人生；二是无“ 性”的，即女性意识较少或者根本没有的那种文学创作，追求“人”和社会的主体价值 ；三是作家追求作为“人”和作为“女性”价值的双重自觉，即“人”的自觉和“女人 ”的自觉的统一，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中既不偏重于“为人”的社会意识，也不偏重“为 女人”的性别意识，而是从以上两个视角来考量社会历史，塑造人物形象，描述人生。 一 性别与文学 自开天辟地，就有天和地，男和女。古希腊神话中讲述的由月亮生出的具有男性和女 性一切优点的“雌雄同体”人，在造反之后，被天神劈成两半，又由于宙斯的怜悯，将 男女的生殖器官给了他们，使他们可分可合，可以生育后代。这个爱情起源的故事，很 大程度上却说明了当初男女的平等关系。所以，性别的存在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性 别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关系。 人类有爱有恨，有了社会形态，也便有了文学和艺术。当人类脱离母系社会进入父系 社会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开始发生变化，母系的“圣坛”让位于父系，从主导到从属 ，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平等”从此不再。诚如徐坤所说，“我们在历史上能够见到的所 谓‘人性’表达，全由男权文化一手操持，‘人性’几乎就是男权文化主宰之性，历史 上的一切文化、哲学、政治、宗教、道德观念，一切文化学景点，以至于关于女性之躯 体的修辞学，无不出自男性的笔下、男性权威的眼中。当‘人性’的各个方面均由性别 诠释和把持时，‘人性’就成为偏颇的、不完全的，由于缺少了占人口一半数量以上的 另一半性别群体的认同和解说，‘人性’就会变得抽象而单一，这种解释对女性的要求 就只有无条件服从，而不允许她们有自由思考精神和行为姿态上的独立。”(注：杨匡 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第311页，199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这就是人类女性命运的历史写照。从“第一性”到“第二性”，这种社会地位的巨大 变迁和女性生理的天然特性，导致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文学“性格”与男性作家创作的 文学“性格”有了较大的差异，于是在文学史上自然形成两条流势不同的长河。“女性 ”这个被社会强行推入地狱的群体，虽然时时力图造反突围冲出“镜中之城”，但是， 文化铸造的“紧箍咒”使她们丝毫动弹不得。不过，在中国，文学作为心灵表达的工具 ，一条是“男河”一条是“女河”，这两条长河前者滔滔奔流，后者也在缓慢向前；前 者基本覆盖和取代了后者这条舒缓的小溪。虽然后者弱小，千年呻吟一路呼唤，但却坚 强地生存着，不仅没有断流，反而还在那条中国文学的浩瀚江河中以自己的性别意识延 续着“女性写作”的生命。 这两条河从很遥远的年代汇流一起，穿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流到乾坤 之内皆忧患的20世纪之初。中国广袤的文化时空中散落着灿烂的文学之星，我们可以看 到不少女性作者，比如西汉的卓文君、王嫱、班婕妤，东汉的班昭、蔡琰、曹大家，魏 晋的左芬、谢道韫、刘令娴，唐朝的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宋朝的李清照、朱淑真 、唐婉，元朝的管道升、郑允端，明朝的朱仲娴、端淑卿、徐媛、王微、商景兰，清朝 的徐灿、倪端璇、陈端生、吴藻、邱心如、沈善宝、秋瑾、徐自华等人。这些具有不同 女性气质的名字，是从历代文人创造的文山书海中翻检出来的，人数之众可以“数百” 来计。但这些倾诉哀怨、慨叹命运的女性作者，能像蔡琰、李清照在文学史上产生影响 并占一席之地的，可谓凤毛麟角。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性写作在战乱、贫穷、落后 的东方古国里不停地生长，“女性意识”也一直存在于“自画像”式的女性写作中和民 间行为表述中。这种“女性意识”同当今女性评论者所说的“女性意识”是不同的，其 表现大致有三：一是对爱情和婚姻自主的追求；二是对男女平等和生存权利的抗争；三 是与男儿一样的爱国情怀。南宋唐婉在被迫与陆游离异后写的名作《钗头凤》中说：“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无疑是对封建礼教摧残人性的血泪控诉。五代 后蜀妃子花蕊夫人在《述亡国诗》中说：“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宫中哪得知?十四万 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是何等气魄和情怀?柔肠万千的李清照，在金兵入侵宋 王偏安国已不国时激愤地写下流芳千古的绝唱《乌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到了清末，“女权”不仅真正出现在秋瑾的文字中，并且 还变成了口号和行动：她不仅反抗封建礼教对女性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和残害，还唤起女 性觉醒，兴办女学，创办《白话报》和《中国女报》，主张天地人生、阴阳平等、男女 均权，进而以身许国，献身革命。在秋瑾的诗文中，可以随处觅见其女权意识之光：“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 路当磨折。”(《满江红》)“祖国沉沦感不禁，间来海外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 国牺牲敢惜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鹧鸪天》)“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 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以及她以恢弘之气概在《宝剑歌》 和《宝刀歌》中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女性的英雄豪情。秋瑾是从古代向现代演进的一位具 有承前启后的女性，在女性写作上，其精神有了巨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