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华文女作家与城市联姻的时期，她们的写作姿态是属于都市的 。女作家们纷纷以一个个城市为地理背景，在叙述人事的同时亦书写城市，女性与城市 往往成为她们笔下的两个角色，在都市中写女性，以女性视角写都市。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莫过于王安忆的《长恨歌》(1995)，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1993～1997)，朱天心 的《古都》(1997)，三部中长篇在三个大都会联袂登场，都走进都市的历史与现状，以 都市的时间和空间为座标，铺写女人的生命流程，上海、香港、台北的风貌亦在小说中 呼之欲出。这种走进都市的写作姿态中隐含着女性书写的特质，在女作家们的笔下，女 人与城市的关系得到了多向度的表述，对女性生命的描述和解读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对于女性的生存来说，城市是一把双刃剑，兼具造就和毁灭的功能。城市可以使女性 的生命变得丰富美妙、缤纷多采、绚丽夺目，如诗如歌，城市也可以使女性的生命坠入 深渊、跃入谷底、丑陋不堪、如货如物。女性在都市，意味着自由，意味着知识，意味 着教育，意味着职业，意味着独立。女性在都市，亦意味着放任，意味着色相，意味着 交换，意味着依赖。就在这正负两极之间，女性与城市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呈现出 千姿百态的生存方式，说不尽也写不尽。无论是说，还是写，都有一个视角和观点问题 。 视角之一：女装 在《长恨歌》中，当王安忆将大都会上海和小家碧玉王琦瑶一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 候，我们看到了女性欲望与城市欲望的纠缠交织，王琦瑶从40年代到50年代所经历的命 运三部曲，是女性欲望与城市欲望共谋的结果。王琦瑶本是寻常弄堂亭子间闺阁中的普 通女孩，与大户人家的小姐闺阁自有不同： 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闺阁，便由不得怨艾之心生起，欲望之心也生起。这两种心 可说是闺阁生活的大忌，祸根一样的东西。 正是这怨艾之心、欲望之心推动王琦瑶在40年代后的上海走上选美的舞台，其时的上 海也恰逢一境如狂： 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日本投降而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其实那歌舞 是不问时事的心，只由着快乐的天性。橱窗里的时装，报纸副刊的连载小说，霓虹灯， 电影海报，大减价的横幅，开张志禧的花篮，都在放声歌唱，这城市高兴得不知怎么办 才好。 于是，王琦瑶就像一只美丽的气球，在上海的浮华中飞升和点缀，由弄堂小女儿变成 沪上淑嫒，在选美中荣称“三小姐”，走进爱丽丝公寓，成为政府官员的情妇。这是王 琦瑶命运三部曲的第一部。王琦瑶命运的突变又与上海的政权突变一起发生了，气球随 着浮华的消失而落地，王琦瑶在失去衣食靠山后，避难外婆桥(邬桥)，回到上海后蜗居 平安里，靠打针编织毛衣为生。然而王琦瑶毕竟是王琦瑶，她的欲望之心，在城市的缝 隙中找到了寄托，与旧厂主的太太、儿子、混血儿侨民成为时时聚会吃喝的牌友，直至 暗结珠胎，生下女儿。王安忆笔下出现了一幅只有上海这样的都市才会有的画面：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这小 天地是在世界的边角上，或者缝隙里，互相都被遗忘，倒也是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 有一座火，是什么样的良辰美景啊! 这样一幅画面不仅仅是属于王琦瑶的，也是属于上海的，城市欲望在潜伏着。潜伏着 的城市欲望到80年代苏醒，王琦瑶也旧梦重温，不但仍以“三小姐”的身份出现在舞会 和派对上，而且还以“王琦瑶的沙龙”聚集起一批赶时髦的年轻男女，似乎重现40年代 的光景。然而，无论是繁华起来的上海，还是欲现旧梦的王琦瑶，都已经受到岁月的侵 蚀。“上海的街景简直不忍卒读。前几年是压抑着的心，如今释放出来，却是这样，大 鼓大噪的，都窝着一团火似的。说是什么都在恢复，什么都在回来，回来的却不是原先 的那个，而是另一个，只可辨个依稀大概的。”而王琦瑶则与一位年轻的追随者演了一 出情生情灭的短剧，被另一位年轻的追随者夺去钱财和生命。 当我们随着王安忆的叙述一页页地翻看王琦瑶的生命历史时，都会感受到她与上海这 个大都会血肉相融的关系。王安忆将时尚和街景、霓虹灯和舞会作为城市欲望的符号， 而这一切又通向女人的发式和服饰，再通向女人中的女人王琦瑶： 上海马路上的虚荣和浮华，在这里像找着了自己的家。王琦瑶饭桌上的荤素菜是饭店 酒楼里盛宴的心；王琦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王琦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 。 作为女性欲望的体现者和城市欲望的呼应者，王琦瑶与上海的精神联系是通过物质来 固定的，物质之中，又以时装为首。王安忆在小说中对时装的书写，显然出自女性的叙 述欲望，是继张爱玲之后再一次将女性视角倾注于女人与时装，更借着时装构筑女性与 城市的通道，表现女人心，女人情，内涵极其丰富，开拓了审美空间和话语空间。 王安忆对女性话语的创造就在于从女装的视角成功地显示了王琦瑶的个人历史和都市 联系。选美时期的王琦瑶，衣服“是要与她共赴前程的，是她孤独中的伴侣，她与它们 是有肌肤之亲，是心贴心”，王琦瑶对衣服的这种感情藏着她生活的空虚和世界的狭小 ，也藏着她的小女儿情态和过日子的坚韧。衣服于女人，不谓不重要，但当衣服就是女 人的寄托时，女人也就必然坠入空虚，王琦瑶的长恨就是由衣服开始的。然而王琦瑶对 衣服的用心和经验，却有着实用的价值，影响着上海的时尚和上海女人的穿着，到了50 年代，王琦瑶穿着的素色旗袍更为抛弃时装的时代带来亮色。至于一群像王琦瑶的女儿 薇薇那样的女孩子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学着打扮，实践“生活的美学”，于上海于 生活于时代则更有意义了：“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须小小的一点 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 的少，做的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 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 的心。”这是女人的爱美之心，它支撑着服装，女人的服装又支撑着城市的美和繁华， 甚至体现出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80年代时装回归的潮流，王琦瑶才因穿着 优雅而被追求时尚和怀旧的年轻人重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