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为一种自我超越的《花腔》 作为一位长期恪守于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青年作家，李洱一直专注于对中国知识分子 潜在心迹的揭示与展露。他的很多作品都可视为一种“遮蔽的艺术”，即，通过各种潜 隐的叙事话语，不断地剥离和展露当下知识分子在种种繁杂的生存秩序中被遮蔽了的人 性状态。李洱的叙事很少追求人物的命运结果，他总是津津乐道地徘徊在那些看似边缘 的生活状态，让人物尽量蜕去知识分子角色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隐秘的、碎片式的 庸常生活中一步步地袒示自己的生命真相。他尤其擅长的是，将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域投 置在十分复杂的文化体系和权利体系之中，以种种充满反讽意味的语调，对他们的精神 生活(尤其是价值观念、伦理观念以及欲望本能)进行尖锐的表达。在《导师死了》、《 遗忘》、《破镜而出》、《饶舌的哑巴》以及《午后的诗学》、《现场》、《缝隙》等 等代表性的作品中，李洱都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许多悖谬特征，然 后以十分冷静的叙事语调，不断地对这些悖谬特征进行精细的演绎。 在这些作品中，人性的卑微欲求、自私本能、怯懦个性以及失落与焦灼的情绪，总是 与知识者的社会身份、伦理规范形成了无法协调的对抗关系。随着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 和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主流价值代言人角色的退位，他们的生存秩序与伦理秩序都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并由社会上显赫的中心位置不断地转移到特定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尤其是 在市场经济的杠杆支配下，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生存境遇都较 之以前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内心冲突与焦灼，也是一种必然性的精神过渡 现象。李洱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断地潜入这些知识分子的内心，以往返而非递进的方式 ，带着足够的叙事耐心沉迷于他们的精神深处，反复地搜索、品味、抚摸、推衍他们在 庸常生活背后所凸现出来的种种反常性，并以此展示出人性丰富的内在层次，从而使叙 事常常获得许多意想不到的深刻。正是在这种叙事策略的引导下，我们看到，李洱笔下 的那些知识分子，从学者、教授到研究生、大学生，他们不断地寻找着属于自身价值体 系中的权威地位或者生存的优越感，但是，在世俗性的现实面前，这些看似纯粹、实则 庸常的生命理想总是显得不堪一击，甚至支离破碎。李洱或许也正是想为这个特殊的阶 层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一个沉重而又不无荒诞的精神参照。 但是，他的长篇新作《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却一反这种叙事追求。在 这部作品中，李洱不仅摒弃了对知识分子生存现实的关注，而且抛却了他所惯常使用的 知识分子话语方式，以一种彻底的民间化的叙事手法，对历史中的个人命运进行了多方 位的还原式探求。从故事层面上说，小说力图通过对各种当事人的实证采访以及史料补 充，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在第一现场还原主人公葛任的死亡真相。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 以及对各种史料的综合，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中，我们终于发现，历史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它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权力冲突的纠葛方式，彻底地掏空了葛任的命运自主权 ，并赋予他以虚无的英雄称号，瓦解了他的生存选择。这种探求，看似为了揭示历史的 真相，展示个人命运在历史记忆中永难把握的迷离状态，其实质却是对历史自身以及个 体生命的终极价值进行了尖锐的质疑。它所透视出来的，不只是个人与历史之间无法抗 衡的无奈状态，还有人们对强权意志的盲目膺服，对生命价值的盲目推崇，以及对传统 文化伦理秩序的根本性的怀疑。 尽管这种思考的深刻性与有效性在《花腔》中还没有得到更为丰饶的体现，但是，就 李洱自身的创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超越。这种超越，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不仅显示了一个作家寻找新的叙事激情和审美挑战的热切愿望，而且还表明了李 洱开始对个人的存在命运以及历史境域进行着更为广阔的思索。 2.个人命运与历史真相 文德尔班曾说：“人是有历史的动物”。(注：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史》第378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也是 一种文化的存在。科林伍德甚至说道：“严格说来，没有人性这种东西，这一名词所指 称的，确切地说，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人类的历史。”(注：转引自刘昶《人心中的历 史》第3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尽管这种论断的科学性有些让人生疑，但是 ，它也的的确确道出了历史与个人之间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任何个人的命运，都将 无法彻底地脱离于历史自身的拘囿，也不可能彻底地摆脱由其自身的文化传统所构成的 种种价值观念的制约。《花腔》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作者不仅将主人公葛任的命运 际遇自始至终地安置在广袤复杂而又动荡不安的历史境域中，使他无法挣脱历史的种种 潜在规约，还将他的生死选择不断地纳入到一个繁富驳杂的文化伦理体系之中，让他完 全失去了对自我生命的主宰能力。这是人类生存的双重困境，也是生命存在的两难现实 。李洱就是企图通过葛任(其实也包括故事的讲叙者白圣韬、赵耀庆和范继槐等人物)在 这种两难之中的绝望式挣扎，来展示人类存在中的某些无法逃离的悲剧性本质。 这种存在的悲剧性，首先就体现在个人与历史之间永难协调的尴尬状态。历史作为人 类群体性活动的产物，它的演进并不是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自由和理想为前提的，相 反，它常常是以削弱个人的特殊性为代价，以便在更大层面上谋求人类的共同性来维护 自身的合理性，推动社会在不断协调的过程中向前发展。尤其是在各种重大社会事件频 发时期，不同政治群体为了各自的精神目标、政治利益以及现实需求，总是要对任何个 人的言行进行更为严密的规范，并要求个人对集体(即各自的政治群体)作出无条件的膺 服和顺从。因此，作为边区马列学院编译室译员的葛任，当他置身于异常复杂的民族冲 突和阶级冲突的历史境域中时，他也就无法保持自我生命的理想形态。在延安整风即将 来临之际，边区正在批判托洛茨基，可是潜心翻译列宁著作的葛任还是凭着一介书生的 诚实和天真，毫不避讳地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朋友”。这话虽然是一句真理，“可 在特定的历史场合，真理就是谬误。”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权力意志，决定了任何言论 的是非标准。葛任的“真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无疑成了一种反动分子(或曰托派分 子)的罪证。他的命运正是由此被历史推向了失控状态。为了让葛任能逃离这场历史劫 难，作为朋友兼上司的田汗便派他前往宋庄传递情报。对此，田汗的理由是：“借这个 行动让葛任暂时出去躲躲风头。因为那时候，整风运动就要开始了。当然，最坏的结果 我也考虑到了：葛任可能会死。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就是死到日本人手里， 总比被自己人冤屈强。”这里，田汗试图通过一种消极方式，来帮助葛任消除他与历史 之间的冲突，化解历史背后权力意志对葛任的盘压，但是，最后传回来的消息却是：葛 任被日本鬼子发现后杀害于二里岗。面对这种结局，田汗的感受是：“我的左眼流的是 痛苦的泪，右眼流的是自豪的泪”，因为作为边区锄奸科副科长的他，在历史的权力法 则中已经清醒地看到：“如果他(葛任)不死，他不光会被打成托派，还会被打成特务， 遗臭万年。”所以，田汗的行为，实际上是以文化伦理中的“英雄价值观”对葛任实施 了一次合理性的谋杀，而在这种谋杀的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历史内在的强权逻辑 对一切异己化的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