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3-0167-08 一 对于报告文学这一有着突出跨文体性的文体来说，作为其呈现层面的体裁变迁常常显 出不确定性的脉象——也许这正是此种文体的内在矛盾与个性所在。由附庸而独立，从 体裁这一层面上体现，就是报告文学文体规范逐渐清晰、明朗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上 经过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20年代末至40年代、50年代至70年代中、70年代末 至90年代末等四个时间域的变易。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 立文体的体裁特征并不十分突出，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下，它经常摇摆于新闻、散文与小 说三大文体的规范之间，上世纪的最后20年，其体裁特征才凸显出来，在趋于稳定中又 孕育着多元发展的态势。因此，尽管1930年(它与后来被誉为“报告文学年”的1936年 和1988年一样，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的标志性年份)“报告文学”一词先后被译介及 被确认(今天看来，这种译介与确认不能说完全未出于文学自身规律的需要，但其行为 的动力性因素恐主要还是与政治功利有关，对此，译介者及左联执委会的决议文本也表 露得颇为清晰(注：“报告文学”一词被译介的较早文本来自《拓荒者》第一卷第二期( 1930年2月10日出版)上由冯宪章所译日本川口浩的《德国的新兴文学》一文。在文中， 川口浩认为，基希“从长年的新闻记者生活，他创出了一个新的文学形式。这是所谓‘ 列波尔达知埃’。即以新闻记者的简洁的话，将生起的事件依原状留在纸上”。《大众 文艺》第二卷第三期(1930年3月1日出版)上也登有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德国新兴文学 》一文，作者指出：“刻羞可说是新的型式的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 祖，写有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四个月之后，“报 告文学”一词正式被中国文坛所接受并确立。1930年8月4日，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一项名 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中指出：“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 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另一项决 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谈及文艺大众化时，又指出：“现在我 们必须研究并且批判地采用中国本有的大众文学，西欧的报告文学，宣传艺术，壁小说 ，大众朗读诗等等体裁。”))，但在此之前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报告文学的体裁呈 现仍跋涉了繁复、曲折的艰难历程。 当我们首先回首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中这一报告文学发生期的时间域时，就会 发现一些颇具另类气质的文本——它们似新闻又非新闻、似散文又非散文。其实，这正 是尚未冲破朦胧与混沌的报告文学的萌芽，前者可谓之为艺术性通讯，后者可称之为政 论性纪游散文，发生期的报告文学正是以这两种形式逐步向其规范靠近(当然，在当时 的情况下，除却周恩来、瞿秋白等人尚有“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新闻记者 式’的报告”等仍属新闻报道语域中的观念之外，多数写作者并无明晰的“报告文学” 的文体意识)。上述分属新闻与散文的两种文体的一些新质，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当时 的流行文本图式——报章体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即无论是政论 性纪游散文还是艺术性通讯，以政论为主的评述文字均渗入其间，成为写作主体介入的 标志。这种情形，实与当时报章体的时兴密不可分。此种以政论为主要特征的文体相伴 于近代报刊业而生，它“有时又称‘时务文体’，初起于70年代，形成于90年代，是适 应鸦片战争后实用文章增多的需要而形成的，是由龚自珍、魏源、冯桂芬、薛福成等经 世致用的政论文章发展而成”[1]。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代 言者”(郭沫若语)和“影响最大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李泽厚语)，是报章体— —在梁那里被称为“新文体”的成就卓著的实践者。他的《新大陆游记》，与王韬的《 漫游随录》和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构成报告文学发生期里三个时段 政论性纪游散文的代表，它们不同程度地融入政论、诗、散文、小说等文体规范，数据 统计与分析等成份进入文本，从不同维度接近了报告文学文体非虚构性、文化反思性与 跨文体性等规范。 作为报告文学文化反思性之主体内涵之一的政论性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 王韬的《漫游随录》。而政论成份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多寡，也由王韬至梁启超再至瞿 秋白，构成一个直线上升的态势。 王韬，作为中国最早提倡学习西方、变法图强的先进分子之一，于《漫游随录》中通 过细致的描述，对以英、法、意为代表的欧洲先进的文化、科技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与欣 赏，这大多随其游踪的路线叙述出来。此时，他已由古典纪游散文着力描山画水的模式 转向以叙述人文景观为主，并加入了自己的评述与分析，显示出与古典纪游散文不同的 文本面貌。“《漫游随录》表明，王韬已经深感到古代游记散文长于记游而短于议论的 文体局限，较早尝试以政论人游记，从而赋予其新的文体活力。这实际上反映了游记散 文体的较早的现代性变革呼声。”[2]其实，这种现代性变革，完全可以看作是纪游性 散文在政论性因素加入之后，逐渐靠近报告文学这一新兴现代文体文化反思性规范的一 种尝试性努力。只不过，当时的王韬以及类似于王韬的写作者们并不一定能清醒地确认 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