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2)03-0015-05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重大政治事件，标志着把中国人民拖进了灾难深渊的乌 托邦政治因其制造者的倾覆而急刹车。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此结束，多数 中国人都有一种噩梦醒来的感觉，同时，伴随获得“解放”的喜悦，产生强烈的需要宣 泄与倾诉的情感要求。适应新政治的需要，文学率先承担起了揭批“四人帮”的社会使 命，用活生生的事实控诉“极‘左’政治”对全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不用说，“文革” 首先成了这次批判的对象。1977年底，当时还是北京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的刘心武，在 《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 向了“文革”的文化专制主义。作品的主人公是两个在学校里表面看判然有别而在本质 上却惊人相似的中学生，他们都是“文革”政治的受毒害者。小流氓宋宝琦与“好孩子 ”谢惠敏，一个蛮横粗鲁而内心空虚，一个单纯、进步而偏狭、僵化，但在对于人类文 化遗产上，却同样表现出可怕的无知，实际上，两人都是专制政治的蒙昧主义与愚民政 策造成的畸形儿。这是一篇在“文革”结束后最早揭露极“左”政治给民族造成创伤— —更可怕的是看不见的精神内伤的“问题”小说，虽说艺术上比较粗糙，但它第一个把 真正的批判精神带进了新时期小说，且有独到的发见和严肃的思考，还发出了“救救被 ‘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时代呼声(注：这一呼声让人想起60年前“狂人”的那一声 绝望的呐喊，对于知识界来说，它起到了重提20世纪中国一个未完成的使命的意义，因 而它可以被看作知识界精神复苏的标志。不过，《班主任》中以启蒙姿态出现的知识者 ，在精神深度上远不及“五四”那一代启蒙主体。“狂人”是意识到自己已走不出礼教 吃人的暗夜，在普遍吃人的环境里，自身也难脱干系，只有悲愤而无奈地祈求弥天之夜 不要再吞没下去。而身历用愚民政策剥夺所有人的思想的“文化大革命”的“教师”， 他看到了“孩子”的灵魂被扭曲，却不曾检讨自己也曾被扭曲又扭曲别人的历史。“狂 人”醒悟到自己已无可救药，而“教师”则以先验正确的救人者自居，说明后者缺乏前 者所具备的自省精神，从中可看出20世纪一度盛行的蒙昧主义对知识界的严重伤害，使 得他们已难当历史和文化批判的重任。)，就不能不起到引领创作潮流，甚至划分文学 时期(注：有一些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把《班主任》的发表看作是“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的重要作用。 继刘心武的《班主任》之后，1978年8月，正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念书的卢新华创作的小 说《伤痕》，经过周折后在《文汇报》上得以发表。这个短篇同样受到广泛的阅读并引 起争论。小说写的也是一个中学生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扭曲和创伤。主人公王晓华， 是“文革”中数以百万计的在红色教育中长大、极端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的“革命小 将”中的一员，出于狂热的革命激情，她毅然和定为“叛徒”的母亲划清界线，偷偷地 提前毕业，去辽宁农村插队。离家时给母亲留下一个纸条：“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 底决裂了，你不用再找我。”母亲给她寄去的衣物和信她看也不看就退回去。但尽管她 的“革命”态度如此坚决，还是因家庭关系影响了入团，甚至不得不和恋人分手。(就 如同祥林嫂捐过门槛仍不被看作是“干净人”)八年后，才得知母亲的罪名是“四人帮 ”为达到篡党夺权目的而强加的，而此时，母亲身心受到严重创伤，重病缠身。悔恨交 加的女儿赶回上海看望母亲，母亲却在她赶到前的几小时与世长辞了。这一切在王晓华 的心头刻下了一道难以弥合的创伤。由于作品触及到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 所摧伤的人间的亲情，它讲述的悲剧故事就唤醒了已经厌倦了紧张的斗争与恐怖的政治 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再也不可遏止地要借助文学倾涌而出，于是形成 了新时期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思潮。《班主任》是这一思潮的发端之作，《伤痕》则给它 以名称。 被列入“伤痕文学”，或被称为“伤痕小说”且影响较大的作品，还有郑义的《枫》 、孔捷生的《姻缘》、《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金河的《重逢》 、冯骥才的《啊!》、《铺花的歧路》、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从维熙的《大 墙下的红玉兰》、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王宗汉的《高洁的青松》、吴强的《灵魂 的搏斗》、陆文夫的《献身》、竹林的《生活的路》、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 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这些作品都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清算对象，直接表现的是十年动乱中的苦难、抗 争和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主人公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施害者自然是极“左”的政治 和政治势力，或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作品大多充满感伤、悲切的色彩，作者的情 感常因控诉和批判而充满愤怒。在当代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这样有这么多的作品一起 真实地反映人在这个社会里所遭到的摧残和蹂躏，因而“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 当代结束了“非人”的文学的历史，尽管伤痕作品从创作主体方面讲采取的往往还是政 治视角。在“文革”灾难刚刚结束，这些写人所遭受的不幸的作品，对于所有怀有人的 情感的心灵，都不能不引起强烈的共鸣，因为它唤醒了对灾难的记忆或人与生俱来的同 情心。但这种对社会和政治取批判态度的文学，也引起了激烈的批评，持意识形态立场 者认为它们对“伤痕”的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 它们是“向后看”的、“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的“缺德”文艺(注：见 黄安思《向前看啊!文艺》(1979年4月15日《广州日报》)、李剑《“歌德”与“缺德” 》(《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在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中，这两篇文章是属于对 伤痕作品持否定意见的，很有代表性。)。“伤痕文学”在一开始时就是一个带有贬斥 性的称谓。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创作背离当代文学的一味歌颂的传统而创造了文 学新局面的意义。伤痕小说在艺术上一般比较粗糙、直露，思想上对“文革”的批判尚 停留在感性的层次，对受难者受难原因的解释简单化，写到了人而未触及人性。但是， 这些描写政治动乱下的普通人生活的作品，还是提供了大量可以对某种荒谬的历史加以 阐释的信息，只是这些信息在当时的文学接受环境里往往被忽视或被误读。(注：比如 《枫》和《伤痕》，虽然作者不一定有意识地反省制造伤痕的历史，但作品的讲述已传 达出许多提醒我们需要进行历史批判的内容，如当代红色教育的负面作用，激进政治扼 杀亲情实乃剿灭人情、扭曲人性，说明它只能走向人类进步理想的反面等。可这类小说 的蕴含至今未得到很好的开掘，象《伤痕》，从它发表以来，人们把它看成因政治动乱 造成母女离散成永别的悲情故事，重视的是它的激起同情与愤怒，起到批判和控诉“四 人帮”的社会作用，至于它潜藏的思想价值，却阐发得不够。王晓华在至爱的母亲与毛 主席革命路线之间选择的是后者，不只出于盲目轻信，而有趋利避害的人性因素在起作 用。这篇小说的思想内涵比《班主任》更为丰富，也多一些艺术张力，它所揭示的人性 被扭曲的程度更深因此本应更能引起震撼，然而它的影响远不及后者，可见对“伤痕小 说”的理解受制于时代的思想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