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5-0115-06 尽管“20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正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在探讨“十七年文学”时我 仍然愿意使用它。因为我认为问题恰恰不在这一概念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一 概念的内涵。如果仅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特征来确立中国20世纪文学整体性的现代特征， 以西方文学思潮演进的轨迹来框囿中国20世纪文学演进的轨迹，这种研究思路自然会造 成一些与中国近百年文学实践的认识距离。但如果我们取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形态转 变的角度来看待它在20世纪百年间的演进和变化，那么，20世纪文学就是一个充满丰富 复杂内涵的概念，一个充满着动感的概念。我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中来思 考，也正是为了想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过程的复杂性、迂回性。 一 文学的现代性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的世纪性追求。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现代化已成 了历史的必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也逐渐孕育与生成文学的现代素质；这样说，并非忽 视外来的文学艺术思潮的影响和诱发，但毕竟中国文学的现代素质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 史行程中，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孕育生成的。一位西方学者在研究了19、20世纪之交这 个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小说后，说了一段相当明智的话：“西方影响并未像预想的那样在 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这个阶段中，外来因素的吸收也只是本身进化 的补充。”(注：(捷克)M.D-维林吉诺娃：《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导言，华中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我们在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及其变化时，首先必须注 意这一点。 就我个人的理解，现代性当然与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但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现代 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层面上，而现代性则是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知识理念体系发生全方位秩序转型后所形成的人的一种新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体 现在文学上，其最重要的内涵我认为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即：理智化的精神立场， 重主观感悟、重生命体验的认知态度，非绝对化、线性化的艺术运思，和间接性、不确 定性的表达方式。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主义，也就是这种最基本的精神特征在文艺、文 化领域中的一种实践性体现；而作为一种精神特征，现代性也同样会渗透进现实主义的 创作中。 中国文学自19、20世纪之交，特别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建构文学的现代品格逐 渐成为作家们的自觉追求。鲁迅不仅在小说的叙事方式上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从而带 来了小说风格鲜明的现代色彩，更令人震慑的是他那穿透历史、穿透现实的深邃目光， 他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自我大胆解剖的勇气，充分显示了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人精神 品格。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在作品中不约而同所透露的悲凉之气， 正体现了他们在反思历史和面对现实时精神的觉醒，体现了他们清醒的现代理性的精神 立场。从20年代到30、4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在不同作家的不同创造中不断得到 多方面的体现和深化，30年代初以流派出现的“新感觉派”是力图在艺术的表达方式上 来显示创作的现代新意，40年代在张爱玲、路翎等作家创作中，文学的现代性体现则更 深深潜入作品的内质。张爱玲对人性变异、人性扭曲的深刻感悟，对商业社会中人际关 系相互算计的犀利透视，可以说正是现代理性的极致，而她对现代艺术表现生活的间接 性、多义性、朦胧性的审美手段的引入，又使小说在传统的笔法中透射出强烈的现代感 。路翎对人非理性心态的刻意描写，也说明作家在对人的观察和认识上所站的现代高度 。及至钱钟书《围城》的出现，西南现代诗人群落的出现，他们从现实的描绘中上升到 对现代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对现代人精神情绪的感受和把握，更给中国的现代文学增 添了以往不多见的、浓郁的现代哲学意蕴。 可以说，在20世纪开始、特别以五四作为明显转换标志后的20—40年代中，中国文学 的现代素质确实随着整个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得到不断的增强，这应该是文 学史上不争的事实。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还应看到的是：第一，现代精神素 质在不同作家身上显示的强弱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即使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其 充分程度也不完全一样；第二，现代精神特征在20—40年代中的存在也不是以单一的状 态存在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体现不同精神特征、美学特征的多种文学的 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逐步孕育、生长的过程 时，还有必要注意这样的事实，作为在旧有的历史文化土壤中生长的传统审美趋向，也 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机遇中发生新的转换，从而获得新的发展。这种认识，正是我们今天 探讨“十七年文学”的一个论述起点。 二 “十七年文学”，已经约定俗成地是指新中国诞生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一段时间的 文学，这个时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其呈现的特征与五四以来所生长的具有我们前面 所说的现代素质的文学有着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为了使这一认识得到比较充分的文学 史依据，也为了使论述更为集中，我想选择在“十七年文学”中一种最发达的创作文类 ——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作论证，以便探究其呈现的不同特点。 第一，面对现实的态度：理智化的退隐，理想化成为主导基调。 这个时期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绝大部分都触及中国农民在改变生产体制、摆脱小生 产方式过程中的生活变化。走出千百年所习惯的生存方式，摆脱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生活 观念，这当中的心理波澜、行为波澜，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对抗、行为对抗，它的复杂 纠缠与激烈回环是客观的存在，但在文学作品中面对这些客观存在所应有的理智审视往 往被一种理想色彩所取代了。《三里湾》的糊涂涂顺利地“从糊涂变光荣”，个体所有 的观念与集体所有制的激烈对峙也就轻易地变为欢快的顺应；《山乡巨变》中陈先晋为 “恋土”而撕心裂肺的呼喊一下子就悄悄地被平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经过区里的 一次学习就私心尽除，成了共产主义式的先锋……这些人物及其行动在理想化的支配下 ，较之当年的闰土、老通宝、韩素娥的沉重，显然变得相当的明朗、轻松。 第二，艺术的运思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重新得到强化，直线、单一的艺术思路 排斥了艺术的多重视角和不确定性效果。 这时期的作品，在把握事物现象和组结小说矛盾时，都不约而同地按照二元对立的运 思习惯组结成“一体两极”式的矛盾构架，像《创业史》以梁生宝为中心，与其对立的 就有姚士杰(代表地主反动势力)、郭世富(代表富裕中农势力)、郭振山(代表党内走资 本主义道路势力)，这几乎成了当时农村小说矛盾构架的最主要模式；而在揭示矛盾的 发展和解决时，又往往采取单一的视角(基本上是政治视角)和直线性的思路，诸如：合 作化号召——工作组进村——发动群众(依靠骨干力量、打击破坏力量、团结教育大多 数)——全村农民纷纷入社。尽管不少作品也有着丰富的生活故事和细节的描写，但从 艺术思路来看基本上都是这种单一、直线的思路。这实际上反映出作家们的创作思维方 式仍自觉或不自觉的受传统的哲学意识所支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