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进化论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新世纪初，中国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 实现了汇入全球化进程的关键一步。至此，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百年梦想，恍若一道 晨曦跃出历史地平线，终于越来越频繁地变成我们周围生活的各种景观。随之而来的似 乎应该是一场告别仪式：宣布现代性话语的终结——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社会，并融入 后工业社会语境。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涌现的后现代主义舆 论，已经把这种意向推举到世人面前，但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历史进化论的理 解问题方式，这种前与后、新与旧的言说方式，却依旧属于现代性话语范畴。以现代性 方式来宣布现代性的“过时”或终结，不免显得有些滑稽，让人有种“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话语的消解，并不意味现代性话语的完结。反之，伴随着一系列 消解过程的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彼此缠绕的过程。而且与80年代有所不同，在以现 代性为普遍倾向的全球化时代，在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的经济利益逐渐跃居首位，国际 互联网打破国家与区域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使无论多么偏远 地域的人们都成为地球村的居民，都与国际金融贸易市场发生联系与交往的今天，同时 也是在现代性越来越受到人们反思的今天，那些现代或后现代理论已经不是“拿来”与 “接受”的问题，或者说，它们并非外在于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些外部因素与我们偶然 相遇，而是在我们的本土实践中已经产生这种言说的必要，成为理论与现实都无法绕过 去的问题。以为某种理论的发源地一定享有使用它的优先权，或者外来的理论与本土实 际具有不可跨越的距离，这种逻辑已经不攻自破。正如我们经历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 错繁衍的历史，我们对这些理论不仅不感到陌生，反之，就在它们往往被当作西方话语 在世界普遍流行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史则以鲜明而富于个性的内容表明着自己的他者身 份，表明它与现代理论格局的互动状态，还有这种历史自身交错繁衍造成的生动局面， 都在不断扩大理论的多边性内涵，为现代理论结构提供了生机，而不至于使其陷于一隅 ，变得凝固而僵死。 现代性与消解现代性的写作，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历史不同的认识和表达方式。虽然 文学与历史历来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对一个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神话一定会使 他感觉受到了污辱”，但是，“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 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接近结构上的诗歌”(注：[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 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版，第161页。)。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本意也许是想在原有的历史结构之外，尝试对历 史做一种新的阐释，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文学，因为在这个领域，同一段历史完全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完全不同的表述。当历史叙述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而自诩的时候，新 历史主义使人们突然意识到，现存的历史其实是人们叙述中的历史，必然多少带有叙述 者的烙印，标志着一定话语权力对写作的影响，而不可能还原于历史自身。这一点恰如 文学对历史生活的关照。文学作品对历史细节的发掘，形成重新叙述的基点，并使已经 变得让人无话可说的宏大叙事，又生发出重新讲述的可能。中国历史悠久，也是世界上 格外重视历史的国度，论从史出，以史为鉴，都是历史学留给我们的有效治学方法。文 学史写作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更偏重史学的训练和准备，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 掘和仔细研读史料，是文学史写作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前提。如果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可 以证实，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由于它的后来者地位，还有它相对于西方现代化进 程的他者身份，存在着现代性和消解现代性彼此缠绕的过程和基本线索，那么，我们是 否可以重新审视已经形成的被叙述的历史，对以现代性话语进行种种单一描述的历史进 行改写和重构。这样做，也可以说是受到有关新历史主义讨论的启发，但却并非是以一 种全凭想象的“诗学方式建构历史”；而是我们在重读20世纪文学史时，在历史叙述的 间隙，或是在被涂抹、被忽略之处，发现了这种重写的可能。 二 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从头说起”，总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西方帝国主义以坚船利炮 打开中国国门的屈辱历史。因此，中国启蒙者变法维新的一系列举措，更为迫切的是应 对有如燃眉之急的国破家亡的现实，这也是他们与西方启蒙者在出发点上明显不同的地 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后来者身份，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向西方学 习过程中，却不断遭受西方侵略者带来的苦难，这让人禁不住追问：“为什么先生总是 侵略学生”?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把回归前的香港作为个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试图解答启蒙作 为一种历史话语的局限性：由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在本质上，无法推 行启蒙精神。启蒙，即是要通过教育使他们自觉到作为一个自然本体与生俱来的权利和 自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处的情境。这，殖民政府不能做，因为唤起被统治者的民族自 觉，就等于让他们认知殖民政策宰制、镇压、垄断的本质；自觉是引向反叛和革命之路 ”(注：[美]叶维廉：《殖民主义·文化工业与消费欲望》，见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 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这一结论并非空穴来风，而 有香港回归前的景象作为依托： ……我们试从会考到打政府工(当英国政府文员)，或会考后入港大再到留学英国回到 香港当新闻官、督察等这条线索来看，在50至70年代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左右两岸政 治舞台的黑暗面，而且能公开讨论而不受干扰。但如果我们写香港人民族意识空白的病 因呢，是不是可以?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再进一步问：在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有没有 深探这个病因?如果没有，或者说，有也是隐晦的，有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说得更清 楚一点，他们有没有或可以不可以写殖民政策下意识的宰制和垄断的形式?能触及和反 映在这个体制下的挣扎和蜕变(这当然包括中国意识与殖民政策的对峙、冲突、调整、 有时甚至屈服而变得无意识、无觉醒到无可奈何的整个复杂过程)才算香港文学。写台 湾某一个时期的唯美或写大陆的普罗都不能算，除非同时是在上述的情结中辨证出来的 。(同上) 这种现实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里的引述意在说明，现代化并非一床锦被，尽可遮盖 一个民族在身份认同当中所遭受的屈辱，以及非自觉状态。同时它也表明另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在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冲撞 与融会之间，由于其后来者和他者的身份，在现代性发生的同时，它也不断遇到来自本 土的消解力量。或者说，由于这种特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十分不同 的景象。因此文学对这段历史的表述，也必然出现格外复杂与多元的局面，甚至在某些 时候，近似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叛和消解。这并不是说中国更早地出演了西方从 现代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百年历程；而是说，作为相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后来者和他者 ，它对启蒙话语的接受，那种急切地想实现现代化的心理，还有对这一进程的犹疑与批 判，都表现了本土身份特有的姿态，而有别于欧美的现代启蒙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