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目前华文文学研究状况的不满和忧虑，无论圈内还是圈外人士都感觉到。因此， 同样作为“忝列于这一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我们十分理解吴亦锜、彭志恒、赵 顺宏、刘俊峰提出他们思考时的“两难”心境，也充分意识到《存在》一文，对开阔我 们思考空间的意义。我们愿意借此契机，就《存在》的话题，也谈一点我们蕴蓄已久的 想法。 否定了“语种”也就否定了“华文” “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重 新命名而被肯认的。它主要是针对前一时期这一领域研究，把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港澳 文学”和不属于中国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并列一起所可能引起(事实上已经引起)的 不必要误解而提出的。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赋予这一领域研究新的性质和范畴。因为 作为世界性语种的华文文学，体现的是以语种进行整合研究的意图，而原来的“台港澳 文学”所对应的是大陆地区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所对应的是“海内”华文文学与海 外华文作家居住国的其他语种文学。二者逻辑对应关系的不同和文化语境的差异，也必 然带来诠释范式的变化。人们将更多关注不同语种之间文学的文化内蕴、审美思维以及 艺术方式等等的差异与变化。在研究范畴上，作为语种的世界华文文学应当包括华文母 语地区的中国文学(大陆和台港澳)和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使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两大 序列：尤其是使用华语人口最多，队伍也最庞大的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学，应当成为研究 的主体。然而事实上，我们一直名实不副地用华文文学这一大的概念，来“命名”和研 究大概念下的局部文学现象。丢弃了应当成为“世界华文文学”主体的中国大陆地区文 学，“世界华文文学”便不能成为完整意义的世界华文文学。这或许正是一部分学者对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至今尚存异议的原因。 《存在》所论及的华文文学，也是狭义的，“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台港澳暨海外华 文文学’”。不过在进入具体讨论时，又抛却了台港澳文学，而专指海外华文文学。因 此该文所批评的“语种的华文文学”也非概念的本义，而只是“语种”这一“民族主义 的合谋”带给海外华文文学的灾难。从语义学的角度看，“语种的华文文学”是一种同 义反复，“语种”已经包括在“华文文学”的命名之中。否定了“语种”，也即否定了 “华文”，那么“文学”将何以存身?概念的前后矛盾和对象的游移不定，套用一句话 ，莫非也是“命名”惹出的祸? 为了契合《存在》的本义，我们的讨论便也集中在海外华文文学上。 华文书写不只是一种操作工具 撇开一些情感色彩激烈的语言，《存在》对“语种的华文文学”的批评，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语种的华文文学”只关注文学的表象，没有进入文学的内面世界，它已经 构成华文文学研究的思维障碍；二、“语种的华文文学”导致文化民族主义，使华文文 学异化为文化民族主义梦想膨胀的工具或符号。 这个判断的偏颇是明显的，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辩析清楚。 首先，语言果真只是文学的操作工具和外部表象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看似简单，但深 入分析却要复杂得多。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最不该回避，但恰恰是最常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是：海外华人为什么要用华文写作?如何理解海外华人文学书写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一问 题追问的深度直接规约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方向和旨趣。概而言之，圈内学人对此问 题有三种模糊的态度：或者存而不论，只专注于对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鉴赏；或者过分 强调华文创作对文化承传的意义，由于对华文作家在艰难处境中坚持华文写作的同情， 把应有的学理研究和批评变成廉价的“赞美修辞学”；或者以海外华文文学缺乏直接的 读者群为由，认为只生产不消费，这种“生产”有何意义?朱大可从“燃烧的迷津”泅 渡到澳洲以后，就提出过这种疑问。他以惯常的大胆隐喻的方式称海外华文作家为“盲 肠作家”，就是从这一角度立论的。 海外作家的华文书写何为?如果我们从海外华人文化属性建构的维度上看，华文书写的 意义与价值或能凸显出来。对于移民少数族群而言，文学书写是肯定自我存在的一种重 要方式。在海外华人，文学想象是一种特别的文化建构行为，他们透过想象努力建构一 种具有深度和广度的生命共同体。说故事或文学叙述则具有建构少数族群弱势自我的历 史整合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华文书写本质上是一种抵抗失语、治疗失忆症，重新拾 回一个族群历史记忆的文化行为；而不是如《存在》所言，只是一种操作工具，或者一 种文学外部的表象。 今天，新世代的海外华文作家越来越倾向于把华文写作视为一种族性记忆的方式。现 旅居香港的马华作家林幸谦，就坚持把华文写作定位在抵抗失语与建构集体记忆之间； 北美华文女作家裴在美直接视写作为记忆的方式，记忆的图像，以及围绕记忆的方式打 转的各种阐述或各种话语。一个族群也包括个人的文化身份与属性受制于历史、文化与 权力的持续角力，对过去历史的挖掘将有助于稳固族群与个体自我的主体感。因此，文 化记忆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过分。族性记忆的丧失或文化失忆，事实上是把自我 历史的诠释权拱手出让，人们将不再拥有自我的历史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华文书写不 再是如朱大可所讽喻的可有可无的“盲肠”了。马来西亚女作家钟怡雯的作品《可能的 地图》和《我的神州》等，就是一些典型的抵抗文化失忆的追忆文本，透过回溯、书写 和重构，使历史的缝隙及断裂处的真相浮出水面。这种细致甚至有些琐碎的追溯，如同 普罗斯特寻找逝水流年，即个体绵延的生命之流。从这个层面看，海外华文文学具有在 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保持自身文化身份的意义与功能。华文书写正是海外华 人言说存在并进而拥有整合自我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我们有必要对海外华文文学此 一向度给予更充分更细致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