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散文创作中，潘旭澜先生的作品以其独特的品格吸引着众多读者的目光。从潘 先生几年前的作品如《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中我们可以看到潘先生坚持的依然 是一种“为人生”的文学理想。他并没有迷失在种种主义之中，而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 ，服从内心的召唤。潘先生所擅长的是做那种知人论世的文章，皆因他学识广博又注重 阅读社会这本大书。也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显得灵魂峻峭，风格苍劲，洋溢着不息的生 命活力和人格力量。不久之前，《太平杂说》的出版，更引起一场跨文艺界和史学界的 争论。可以说，以《太平杂说》为标志，潘旭澜先生的散文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如果把潘先生的作品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考察一下，或许我 们会有意想不到的启迪吧。 《太平杂说》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对历史的深刻解剖与批判。以散文的形式对中国 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如此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在现当代文学史上 是第一次。在众声喧哗中，潘先生的声音如此不和谐却又如此坚定，其中洋溢着一种强 烈的批判精神。中国现代散文从兴起之日就被赋予了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曾几何时这 种批判性被政治呓语和颂歌所代替，散文应有的火力消散在那些不痛不痒、苍白无力的 文字当中。与那些无病呻吟的文字比较起来，《太平杂说》将散文的批判性功能发挥得 淋漓尽致，其中充满着作者的智慧和不凡的学养。这种批判精神主要体现在潘先生以巨 大的勇气揭去了长期罩在太平军头上的美妙面纱，显示了太平军一些真实的本质。他对 太平军的另一面的鞭挞是入木三分的。但是潘先生并不是在展览丑陋，而是在更广阔的 背景之上展示丑恶的根源所在。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对洪秀全的剖析，深刻揭示了一个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八股取士制度下的心灵扭曲。可以说对太平军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 化某些痼疾的解剖。八股的阴魂、小农意识的可悲、太平军对文化的轻薄、对待妇女的 粗暴……都一一暴露在潘先生的笔下。陈思和先生指出：“我们从文革时期的许多干校 ，纳粹时期的集中营和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里都可以隐约感受到太平军首领的影子，洪 秀全的禁区原来就是这样被神秘地包裹着，如今潘先生的笔把它无情地撕碎了，《太平 杂说》提出了许多不容回避的严肃问题，都逼迫着今天严肃的学者去深入探讨。” 《太平杂说》的批判充满着科学的精神和过人的胆识。在《太平杂说》中有一些坚定 的科学精神。潘先生说：“自己对太平军的研究只是以史实为依据，以我所了解的人类 的良知为准则。”在当今的文坛上，弄虚作假已经成了某种风气，它不仅使人对文学产 生怀疑，更加速了整个文艺界的粗鄙化。《太平杂说》的出现无疑敲响了一记警钟，它 提醒人们对待历史要真实，对待文艺要拿出真诚来。潘先生在行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 “只有尊重良知，才能被良知尊重，戏说历史只能被历史所戏说”，“须知，最高的权 威是历史的真相与良知”、“历史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阿世曲说。”这不仅是对待太 平军历史的正确态度，更是一种为文的基本立场。否则，文学的尊严将被我们自己所践 踏。当有人打着科学的大旗宣传伪科学借以谋取私利时，当某些权威把肉麻当有趣时， 潘先生的文字显得那么真诚和勇敢。它带给我们的绝不只是学理上的严肃认真。潘先生 在考察太平军的时候，始终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衡量“农民起义”的根本尺度应根据 其所作为所为和造成的后果，是带给广大人民福利还是苦难，是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还是 落后倒退。这种以事实为依据的科学态度为读者提供了比结论本身更有意义的启示。五 四先贤们当年高举科学的大旗，为社会开出了种种药方，具体观点可能有可以商榷之处 ，但是它们背后所蕴涵的科学精神和大无畏的姿态永远是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宝贵财 富。潘先生无意于开药方，但他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批判的光芒和坚定的理性精神使《太平杂说》具有一种启蒙的品格。如果我们考察一 下作者说的态度，会发现，《太平杂说》意义不只是潘先生勇敢地说出了事实，而是围 绕文本所显示出来的启蒙精神和潘先生的胆识才更加令人肃然起敬。不可否认，启蒙叙 述在当下受到批评和质疑，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我们仍需要启蒙。当那么多应当明了的 历史事件仍旧云遮雾绕，当那么多学术观点依旧为某些权威所左右，我们就不能告别启 蒙。康德说过“启蒙精神是敢于认知”。这句话用在《太平杂说》身上正合适不过。潘 先生的写作并不是为了跟风。“这些文字只是一个扛着自己脑袋的学人说出了一种不同 的认识”。在写作过程中，潘先生一再地感到了习惯势利和主流话语的压力，这是其他 散文作者很少遇到的。但是潘先生知难而上，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曾经缺失因而显得更 加可贵的独立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五四那一代人身上体现得比较充分。在其后的文 学史发展中，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知识界普遍丧失了独立自由的精神。现在，我们 在《太平杂说》中又看到了这种可喜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太平杂说》带给我们的一 大收获。 这种启蒙的意识，体现了一种对反学术意识的规避、对抗、颠覆和消解。这是知识分 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启蒙立场的一种新的自觉。在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情况下，知识 分子如何确定自身的位置和责任，成了每个知识分子必须思考的问题。在《太平杂说》 中我们可以看出，潘先生在充分地运用着知识的批判和质疑的社会功能，发挥自身的优 势，在散文中从容而独立地，不计后果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太平杂说》中对文化 的重视，对妇女地位的考察，对知识分子人生命运的探寻，是对文明的呼唤和对人的价 值的不懈追求。在严格意义上启蒙的目标是全新人格的觉醒，它与特定的功利性和操作 性是绝缘的。《太平杂说》中的启蒙意识是自觉的但又是潜在的，它更有一种专业性和 宏观性。在这里，作者不再也不想扮演那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就消除了因 为过高的期待而带来的浮躁之气，表现了一种成熟的心态。这种心态是作者自己的，也 是当代散文应该具有的品格。 《太平杂说》的成就也体现在艺术的创新上。90年代是各种文化资源既分离又聚合的 年代，因此造成了文学界杂体互渗的特点。《太平杂说》具有较强的学理性，偏重于理 性精神和文化学术品位，但又不是纯粹的学术散文。潘先生的语言有一种深味历史之后 的沧桑感和一种对丑恶现象不动声色而又辛辣的讽刺。他常常使用一些过去和现在的常 用的流行话语，这并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对这些话语背后所映射出的心理痼疾的无情解 剖，亦庄亦谐中将这此话语的神圣面貌消解于无形。可谓是匠心独运，新意顿出。如： “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今天和明 天的人们可以从‘十年壮丽天王府’看到许多珍贵文物，看出洪杨内讧和太平‘革命’ 的一个重要方面，那是一座摆在地面上的皇帝陵”，“如果今后还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小 说家、影视作家，以艺术的大手笔，表现这个天京面貌，不但有很强的观赏价值，还有 很高的认识价值”，“洪秀全不思改弦更张，小朝廷也就在迷信中玩完。”这样的妙语 还有很多。可见潘先生的文字在知性与悟性的结合上达到了特有的境界。行文当中有真 正的人生体验在其中，因而具有一种天然的谐趣。避免了有些学者散文所常有的弊病— —“一味掉书袋，让人生畏。”可以说整个《太平杂说》的语言一方面是浑厚深重，体 现了一个学者的沉思；另一方面又不乏幽默蕴藉之处，体现了作为一个散文家的灵气。 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作者的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