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733(2002)01-0013-06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图景1：《新中国报社》。被邀出席女作家聚谈会的近十名 女作家们，沐浴在春阳里，品茗、论文。其间，张爱玲、苏青尤领风骚，两人互为青睐 ，很是相谐。苏青道：“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1]张爱 玲则说，女作家中“踏实地把握住生活的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人”[1]。图景2：张爱玲 寓所。《杂志》记者特邀苏青与张爱玲“以当前中国的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题 材进行对谈，两人相互唱和，观点颇为一致，“对谈的结果非常好”。图景3：张爱玲 发表《我看苏青》，长达万余言，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视角对苏青对自己进行了坦 诚描画，并声明“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 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与她俩的惺惺相惜、互为知音相映对，评论界一般认为虽然她们同是海派作家，但其 人其文都相去甚远。张爱玲以浓重的“传奇”色彩轰动文坛，令时人惊叹之余更添感佩 ；苏青则以平实热闹直切俗白的风格广被社会接纳，读者在她的文学世界中找到了强烈 的亲和感。的确，在人生经历、个性特色、创作技巧乃至读者接受等方面她们有着太多 的不同。但如果更深入地进行考察，潜入其人其作的深处，我们便会发现她们的精神内 质何其相似。本文试图从两位女作家及其作品所表现出的相当一致的人性观、紧紧贴近 人生本相的凡人意识，甚至可以说是俗人意识，来揭示这两位女作家独有的现代精神特 征。 一 两位女作家的精神特征是建立在她们对于人的观念的特殊把握和认定上的。张爱玲认 为“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 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 着永恒的意味，……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2]在这里，张爱玲用人生 飞扬和人生安稳的二元对立来托出了她的人性理念。在她看来，人生飞扬只有时代性， 如若承认它能表现人生本质，那也只是一种并非永恒的本质。她所谓的人生安稳，意在 揭示人生中那永恒不变的一个部分，其含义与人性的含义相表里，当人性以一种恒定的 人生现象与愿望不断地出现于人类的历史过程之中时，它就形成了人生的安稳。谈到音 乐，张爱玲说：“我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却是较早的巴赫 。巴赫的曲子并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 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摇摆；从木碗里喝牛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 ；绿草原上的有思想着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 婚的钟。”[2]张爱玲的解读未必十分正确，但这种评价却无疑充分体现了她的审美观 念。张爱玲将“庙堂气”和“英雄气”放在一起加以反对，她实际喜欢的则是一个风俗 的日常世界，她感到亲切、和谐、充实，有着浓厚的人间凡俗味。她还明确反对“清坚 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2]的，她认为复杂才是人生，创作惟有 沉入现实、沉入民间，在那里洗尽英雄主义的铅华与浪漫主义的幻梦，才能把握人生的 “生趣”，建立文学之真实、可信的广大基础。苏青对人生人性的把握与张爱玲很相似 。她自道：“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也乐于平凡。”[3]在《<大地>发刊词》中，她从 人性凡俗这基本的层面提倡大众文学，写实文学，她“以为在大地之间做一个人，人事 或有所不同，人情总该是差不多的。大总统喜欢好看的女人，挑粪夫也喜欢好看的女人 ”。在这里，“人情”大致等同于人性。正基于此，与张爱玲一样，苏青也认同文学表 现“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在她看来，文学特适合女性，因为“文章乃是笔 谈，而女子顶爱道东家长西家短的，正可在此大谈特谈”[3]。 这种凡俗人性观念、凡俗创作观念在她们的文学世界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出现于张 爱玲、苏青笔下的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 “不相干”，是由男人与女人的婚姻和恋爱等故事所构成，由衣、食、住、行、性所构 成，因此这些故事与人物，决非英雄主义的，甚至不无琐碎、平庸、趣味主义的倾向。 张爱玲将其作品集用“传奇”来命名，但她却用故事的反讽性来消解这种“传奇”。在 她看来，人生到处是“传奇”，这就表明“传奇”其实正是生活的原生形态，而原生形 态正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传奇”也就不是“传奇”而是生活本身了。《桂花蒸阿 小悲秋》、《相见欢》《等》都是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几乎无事的悲剧”。正是从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的开掘中，张爱玲描摹着生命的图案 ，揭示了都市里小人物的烦恼人生。 在凡俗道路上，苏青比张爱玲走得更远。如果说她俩都大谈人的俗骨：衣、食、住与 财色，但张爱玲毕竟不是“天生的俗”，即便是“存心迎合”，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 ”。她写俗的底蕴是基于对人生苍凉的把握，因而她能把形而下的俗事作为形而上的问 题而进行理性思考。苏青相对而言就缺乏这种透彻、反省和距离感，她对于人生有着太 基本的爱好，关心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因而她的思维往往是实用的、经济的， 她的思想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常识的；然而也正是如此，她的创作才更鲜明地显 示出现代新市民独有的精神风貌和生气。苏青的作品可以看作那些“以生为本”的俗人 的“生活史”，是生活本身的事实和常识。她总在《谈女人》、《谈婚姻及其它》，谈 《谏夫》、《教子》的《妇人之道》，《谈宁波人的吃》，谈《消夏录》中的《吃与睡 》等等。这些作品犹如现身说法的教科书，在红尘生活的细微处展露市民文化的凡俗品 格，点点滴滴的魅力恰好适应着置身于商品经济旋涡中的市民心态。 这种对凡俗人性的认同还表现在对世俗道德观念的渲染上，在某种意义上，她们甚至 成了“俗人哲学”的理论概括者和代言人。苏青在《道德论——俗人哲学之一》、《牺 牲论——俗人哲学之二》中开篇就言“我终究脱不了市侩气味”，并以此为出发点大谈 “俗人哲学”：她把王弼对“道德”的注疏“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 由之乃得”中的“物”改为“人”，得出道德的本意是让人得利，得好处。她甚至不无 粗鲁地说：“人有利可得始去由之，没有好处又哪个高兴去由他妈的呢?”她认为现存 道德以忠君、爱国、救世、利群为美名，诱骗他人“一齐由我之得”，一切历史上的美 谈都是这样一手造成的。基于此，她主张“为生存而生存”的哲学，认为“幸福乃吾人 之唯一要求”，并由此出发，把人类的日常生存从伦理道德和国家政治的统一化要求中 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张爱玲对此颇为认同，她决不赋予任何人以伦 理道德的优越感：在《烬余录》中，张爱玲把人放在最能显示其道德感责任感的战争状 态中加以审视，看到的是人们都以“打瞌睡”的姿态对待战争，没事可做的学生“成天 就只买菜，烧菜，调情”，医院里的看护，为病人的死亡减轻了她们的负担而感到“欢 欣鼓舞”。“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 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 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在这里，两位女作家把个体的幸福当成道德目的， 这是她们紧紧贴近人生本相的又一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者既重视“个人”，又重视“ 集体”的幸福快乐，但比较而言，“群体”幸福比“个体”幸福要重要得多，倘若为了 群体的欢乐，即使牺牲掉“个体”也在所不辞。两位女作家则不这样看，她们十分重视 “个体”，相对忽视“群体”，认为假若牺牲掉“个体”而追求“群体”的欢乐，那是 不健康的，也是靠不住。而如果片面强调集体与群体，鼓励个人去牺牲，那么，“个体 ”极容易成为“集体”或“群体”这面旗帜下的一个走卒，一个宣传符号。当然，她们 强调的“个体”的快乐与幸福并不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正是在这点上，张爱玲、 苏青的观念表现了很强的现代性精神特征，反映了市民阶层接受现代启蒙的特点：普通 人不再把希望和理想寄托在“救世主”身上，而是不惜破坏道德规范，不吝身份面子也 要抓住自己的利益和机会的行为特征，表现了现代市民不再是任何统治阶级的子民、臣 民，而是自己命运的主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