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蒙在一篇纪念文章里写道，贸然地涉及丁玲“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因为丁玲是 国内外如此声名赫赫如此重要的一位当代作家”。但也如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 王德威所说：“谈论现代中国女作家的创作及早期女性主义者的活动，丁玲每每是不可 或缺的要角。”①(注：王德威：《小说中国》，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 第327-334页。)生前一直以“丁玲”的笔名活跃于现代中国文学生活的女作家蒋冰之(1 904.10.12-1986)的身上，存在着一种鲜明的反差：一方面如王蒙所言，她炽热、敏感 、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另一方面， 念念不忘“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②(注：王蒙：《王蒙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 1年，第274-276页。)的丁玲，总是同自己的这种艺术气质较着劲。她的创作道路也是 如此：既平坦风顺又曲折艰辛。自1927年12月10日于《小说月报》头条位置发表处女作 《梦珂》，连着《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都紧随而来如法炮制 ，一鸣惊人登上文坛，一度给关注中国现代小说的人们以极大的期待。以沈从文的话说 ：“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 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 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③(注：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 ，《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卷，第380页。)对于现代中国文学 史，丁玲曾产生的巨大影响难以被抹去。当时，以冰心、冯沅君和庐隐等为代表的第一 波女作家的创作势态已进入停滞期，凌叔华虽然仍在创作但从未引人注目。唯有丁玲的 这些小说“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④(注：毅真：《丁玲女士》，转引自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 育出版社，1993年，第249页。)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坚持认为“她本来可以写很多很多 杰出的作品”的王蒙，终于还是为“这个并未成功地政治化了的，但确是在政治火焰中 烧了自己也烧了别人的艺术家典型”而“长歌当哭”。①(注：王蒙：《王蒙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4-276页。) 王蒙的体验具有普遍性。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夫人，身处大革命时代的 丁玲写作一直自觉地试图紧紧跟随而去，走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世纪变革的最前沿。在百 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丁玲是最有“大作家抱负”的一位。但时间证明，她作为小说家 的位置与价值主要体现于那些不仅曾遭遇许多批评、而且也一度为她自己所唾弃的早期 文本上，因而多少仍显得小格局。张爱玲曾说过：“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 点力不从心。”②(注：静思：《女作家座谈会》，见《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 版社，1994年，第7页。)事过境迁来看，显然不无道理。那些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为代表、“反映时代面貌”的“宏大叙述”，如今社会文献意义显然大于其作为诗性文 本的意义。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称丁玲为一个“以自己的生活和作品实践毛泽东学说的 女作家”。如果指作为《太阳》作者的丁玲，无疑是符合事实的。正如他所说：“世界 只有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像《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 上》之间所表现出的巨大差异。”③(注：普实克：《<丁玲选集>捷克文版后记》，见 《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页。)丁玲洗心革面的决心让人 感叹，她称自己是“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的并且是“缴纳了一切武装” 的“投降者”。她毕生所作的唯一长篇小说《太阳》，便是一部具有标志性的文本。用 她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 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④(注：丁玲：《太阳照在 桑干河上·重印前言》，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页。)美国学者梅仪慈 也曾指出：“《太阳》这部小说是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从党的各种文件与会议中汲取 的思想的‘密切结合’的产物。”这部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直线而有目的地朝着 预定的结局发展”，它“通过人物与社会的结合、环境与人物刻划的结合、人物活动与 情节的结合，力图建造出一个各种历史力量在发挥作用的活动的模型；它为我们提供了 群众斗争把现存的世界改造为新世界的典型革命经历的缩影。”⑤(注：梅仪慈：《太 阳照在桑干河上》，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2-328页 。)无庸讳言，正由于《太阳》的这一“缩影”功能相当成功，使其获得了“国际声誉 ”。 比如，这部分为58章的作品的故事，实际上是从第11章三人土改工作组进驻暖水屯才 真正展开，在二十多天后，随着屯里的首富钱文贵被打倒，土改工作顺利完成工作队撤 离而结束。一切都在作者的控制之中，叙述按照一个预定的方案进展，最终将由故事中 人物工作组小杨的点题体现出来：“只要我们依着毛主席的指示，走群众路线，启发群 众，帮助群众，一切和群众商量，替他们出主意，事情总可以搞好的。”(第17章)作品 的这种写作背景在总体上决定了其作为对推动土地改革思想的形象化阐释的特点，文本 中的艺术意味来自于作者身上那种实在难以被彻底消除的艺术家素养。这就是对有着个 体生命意志的“人物”的尊重。在丁玲看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 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⑥(注：转引自冬晓：《走访丁玲》，香港：开卷杂志 ，1979年第5期。)但这种尊重也是相当有限的。《太阳》的日译者坂井德三早已指出： 这部作品虽然“描写了很多人物的性格，有的只用短短几行就将人物性格写得十分丰富 ，但有些用了很多的笔墨，仍然不够生动。”⑦(注：坂井德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日文版后记》，见《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页。)作者只 是没有像后来的所谓“样板戏”那样，将革命者的形象过份拔高。比如就像作者所谈到 的，小说里的支部书记张裕民与农会主任程仁，都还不属于“一无缺点的英雄”。但程 仁的缺点主要在于心里对钱文贵的侄女黑妮仍存有一份爱意，由于他的行动不够坚决使 暖水屯斗争钱文贵的革命行动迟迟没实质性的开展；张裕民则被区委书记评价为一个“ 染有流氓习气”的“诚实可靠而能干的干部”。但事实上，张“诚实可靠而能干”是事 实，“流氓习气”毫无踪影；程后来立马也以身作则第一个跳上台，号召全村父老们“ 要他有钱还债，有命还人”。总之，不同于丁玲以往的叙事，这是一部赞颂以“毛主席 ”为首的“党的路线”的伟大的作品，虽然调动起了作者受理智支配的主观情感，但描 写对象的抽象性仍让其发自内心的生命体验无从着落。就像法国学者马蒂娜·瓦莱特- 埃姆丽所指出的那样：在这部作品的叙述活动中，“时常表现得温柔多情、热情奔放的 丁玲试图否定个人，故此，她在文中并未暴露她的真实感情。叙述是印象主义的，或者 是说教的。”①(注：埃姆丽：《从革命浪漫主义到无产阶级文学》，见《丁玲研究在 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