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差异性,构成女性的性别意识,所以性别差异性是女性主义理论一个基本范畴和 研究视角。同时,对性别差异性的肯定或否定也构成女性主义理论长久以来关注与争论 的焦点。性别差异性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90年代具有自觉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的 视角,这样的写作可以命名为“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或“性别差异性文化书写”。我 们将选择90年代富有代表性的女性本文来审视这一文化想像的样态。 (一) 如果说“只有当女性作为一个差异性的群体重新聚集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反身 观察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的现实”,①(注:戴锦华:《犹在境中》第179页,知识出版 社1999年版。)那么,正是对“差异性”的关注带来新时期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但由 于“男女都一样”这一关于男女平等的“宏大叙事”长期的覆盖,也由于80年代以来男 权成功地利用差异性疯狂地反攻,“差异性”在80年代初语境中身份十分暧昧,它在被 带入本文的同时又常常遭遇否定。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的80年代早期的女性写作就常 常陷入做人与做女人两难这一古老的悖论中不能自拔。 尽管70年代末那场人道主义启蒙思潮在与五四思想对接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为后 者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妇女解放这一重要内涵,但毕竟随着人道主义话语的深入,人性 的幽深与丰繁在文本中徐徐展开,对性别差异性的知性认同终于姗姗来迟,80年代中后 期“三恋”、《岗上的世纪》、《玫瑰门》、《女人组诗》、《静安庄》等一大批女性 文本正是基于这一认同的出色的文化想像。 90年代的文化语境如春风化雨喂养了更加缤纷芜杂的性别差异性想像。这不仅是一种 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历史的必须。因为正是性别差异性奠定了女性作为独特的文化群 体的类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又是女性作为一个相异于男性的性别主体的历史性出场所必 需的。 从哲学层面而言,所谓类的本质是对某类人某类事物的抽象概括。“人的类的特殊性 恰恰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 识的类的存在物”。②(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79年版。)妇女作为类的存在,其类的本质在千千万万的个体那里既有千差万别 的一面又有普遍共同的一面。“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 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 知的社会自为的主体存在”。③(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那么,90年代女性个人化的写作正是在作为性别差异性的本 质与女性个体生命独特性的对立统一中建构女性的主体性的。事实上,80年代王安忆、 铁凝们的性别想像同样也包蕴这一内涵,只不过,90年代的女性写作呈现更加尖锐的个 体的姿态。 作为姿态最鲜明的表现的无疑是以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等为代表的私人写作。 她们以自我生命最隐秘的经验叩问作为性别个体的女性深层的意义。这是对80年代性别 差异性想像的延展与深入。这种延展与深入在90年代获得一个完全崭新的想像空间—— 女性自我的生命之躯。“躯体写作”和性话语成了陈染林白这一支脉女性写作确立自己 独立性别精神立场的重要路径,但遗憾的是90年代的女性“躯体写作”几乎普遍遭遇误 读,成为男权文化消费的热点。 90年代出现的另一种性别差异性文化想像的景观是对一向为主流中心话语所忽视与无 视女性边缘性琐碎生存经验的书写,《长恨歌》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段落——以张爱玲 式的“琐碎政治”来追问男权社会中心化生存的意义,从而对后者充满了“绵里藏针” 的解构意味。但这一想像的空间在90年代的独特语境中大量繁殖歧变为闲适平庸富态的 小女人散文:津津乐道于闲妇们梳妆打扮,养尊处优,恋爱性事,女性琐碎的生存经验 在这里不仅已然丧失了边缘性所应具有的个性与追问式的解构意味,而且衍化为对男性 把玩心理的一种潜在的召唤。 与这一流脉性别差异性相关联的还有这样一种性别书写——在对旧时代闺阁文学的重 新的认同中想像性别差异性,这里固然有对性别历史经验的体认,也有汉语写作的语体 自觉,却更有对繁复凄艳,慵懒娇憨千娇百媚的闺阁风情的仿制与复归。就在这仿制与 复归中古老的父权文化规约得到又一次优雅的默认。 就这样,90年代的女性写作在以缤纷的态势丰富着性别异性文化想像的天空的同时, 也频频成为男权文化消费的热点与装饰。以建构与男权文化相抗衡的女性独特的文化价 值为旨归的差异性文化想像,何以在纵情飞翔的同时又重新落入男权的藩篱,暗合父权 秩序对女性的规约?这正是90年代女性写作的宿命。让人想起90年代初林白的谶语般的 命名“致命的飞翔”。 (二) 造成90年代女性写作尴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些文学之外的原因,是否女性写作 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悖论?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界的解释一直十分暧昧,这就给男性 话语霸权对这一写作姿态的非难留下了许多口实。实际上导致90年代写作尴尬的原因除 了宿命般存在商业话语和男权话语这两个巨大的阴影外,更为内在的原因是知性认识的 含混性。这种含混性几乎是西方女性主义漫长历程中的理论宿命。在这一理论话语本土 话的过程中这种含混性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势必影响到了创作。比如直接造成上 述写作尴尬的原因主要是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对两个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