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市场化，密切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也让流行和畅销成为推动出版的强大动力 。或许是从《国画》和《羊的门》的风行一时得到启示，官场文学如今成为一个新的品 种，相关选题的大量作品正在市面上行销。走进北京的一家图书大厦，在文学图书的楼 面中，就可以看到赫然名之为“官场文学”的专柜。乍一看去，还有些吃惊，仔细一想 ，却也觉得其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从题材层面上说，既然可以有“商场文学”，有“情 场文学”，那么，“官场文学”，就不单是可以成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且是成绩 斐然，具有充分的现实性，大有可为的。 官场文学，既不止于单纯的反腐败文学，也不简单地等同于“暴露——谴责”小说， 而是有其更为广大的表现领域。在跨世纪的中国，虽然说，市场化时代的到来，给人们 增添了新的机遇和选择，但是，行政权力的超级权威，各级权力机关的神圣地位，权力 对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渗透和对于人们心灵的侵蚀，在中国是源远流长的。何况，在铁 饭碗被打破、人们的职业稳定感急剧降低的今天，国家公务员高出常人的身份和待遇， 也日益令人羡慕。当然，官场历来就是虎跃龙腾之地，群英荟萃之所，有志气有抱负的 人们，也渴望在这里施展他们济世安邦、利国利民的才华抱负。 官场文学所关注的，当然不排除腐败问题和暴露黑幕，但是，在我的理解中，官场文 学是一个中性词，并不带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官场文学不止于暴露，它也有倾诉和温情 ，也有理解和关切，更有对耿耿正气的向往和弘扬。比如说，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 》，对于朱怀镜所跻身的那个地级市的权力场，予以了痛快淋漓的鞭笞，显然是以暴露 和批判为主的；但是，在其续篇《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却似乎察迷途而知返，觉今是 而昨非，自我更新，重新做人，在新的天地里有一番新的作为。他的《秋风庭院》，则 是描述官场上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再比如，彭瑞高在互联网上转载率很高的《秋 天备忘录》，则用欲扬先抑、欲褒先贬以及鲜明对比的笔法，写一位被人误解很深的乡 长田大章，在身患癌症、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迸发出的奇特光芒，让人耳目一新。肖 仁福的《空转》和《裸体工资》中的主人公，身在官场，头上也有不大不小的“乌纱帽 ”，但是，他们既没有什么“春风得意马蹄疾”，也没有什么“房子越换越大，车子越 换越新”；相反的，他们是在各自的危难局面中，煞费苦心地维持权力机器的运转，为 维持和改善县里的财政情况耗尽了心血。这样的作品，与反腐和黑幕都相去甚远，让我 们了解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让我们了解了经济落后的县城中的“财神爷”过 的是什么日子。张继的《状告村长李木》和《清白的红生》，寓庄于谐，以乡村中最低 一级的权势人物村长的胡作非为为引线，着力刻画的却是由此引发出的普通农民的一系 列喜剧故事，读来让人啼笑皆非。南翔的《寻找匿名者》，在大学校园中一本正经地追 查一封匿名告状信的时候，不由让人想起《围城》中那种不动声色的嘲讽。曹征路的《 反贪指南》，与其说是揭露腐败，还不如说是一种有趣的智力竞赛，充满了作家的智慧 。官场文学与主题相对狭隘、艺术手法直露无遗的反腐和黑幕小说比较起来，在开掘社 会生活和人性的深度上，在艺术形象塑造和艺术风格上，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官场文学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呈地域性分布。这些作家又似乎多处于内陆性的农业人 口较多的省区。除了作家自身的兴趣和思考的侧重点之外，这大约也出于如下原因：经 济状况和生产水平的落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地方，会使得行政权力独自膨胀，在 社会生活中的强势作用更加显赫，它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具有的敏感性和吸引力也 更加令人关注。 比如说，在山西，有以《买官》、《卖官》、《跑官》等“跑官”系列小说著称的田 东照，他描述的是一群来自县乡两级、老实本分的农村干部，在时下不正之风的侵袭中 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尴尬心态；有以《权利的成本》、《权力的界面》、《权力的终 端》等“权力”系列小说名世的钟道新，他似乎对权力高层的运作和中国古代的政治学 术颇有研究；也有以《生死门》、《权力场》、《大欲壑》等长篇小说异军突起的晋原 平，虽然说他拒绝狭义的“官场小说”(其实，他所拒绝的“官场小说”，大约与那些 直奔主题的反腐小说相去不远。这也是我愿意将“官场小说”的广义概念替代狭义的“ 反腐小说”的用意)。当然，还有紧密贴近社会现实，以满腔的正义感和手中的一枝笔 为反腐倡廉大声呐喊的张平，《天网》、《法撼汾西》、《抉择》、《十面埋伏》的作 者，茅盾文学奖和“人民作家”称号的荣获者。在河北河南，有密切关注乡村生活进程 、关注县乡两级干部的生存状况的何申，有蕴含着中州后土的文化积淀而不失敏锐和机 智的李佩甫、郑彦英；还有植根于河南乡村生活而进军北京的刘震云和阎连科。何申的 作品，从《年前年后》、《穷县》、《热河官场》到新近的《武家坡》，都是写那些风 尘仆仆的县乡干部的，对于笔下人物的理解和关切，并不能掩盖他们必须面对的生活的 严峻和处境的艰难；摆脱了好人坏人、正面反面的框框，他写的人物生活气息更为浓厚 。李佩甫的《羊的门》和《败节草》，都是剖析世道人心的精辟之作；作家不动声色的 客观叙述，与作品强烈的情感倾向，形成内在的张力。郑彦英的《老秘》和《张官镇》 ，都写得别出心裁，曲折有致，铺排再三，而又波澜陡转，丰富和强化了作品的情感力 量。刘震云的《官场》、《官人》、《单位》等，可以说是开新时期官场文学的先河； 他最擅长的是在平凡、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描述那种近乎于无事的悲剧。阎连科则另辟 蹊径，他写和平时期军营中连队干部之间的矛盾纠葛和相克相生，如《夏日落》和《和 平战》，有乡村经验的辛酸，也有军旅生涯的独特，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山东呢， 毕四海的《选举》和《第二官场》，都是官场文学的力作，它们不同于直接抨击腐败现 象、解剖人性善恶的《财富与人性》，没有后者那样泾渭分明的爱憎，却比后者显得厚 实和复杂。湖北湖南一带，则是前有刘醒龙，后有王跃文，新近又出现肖仁福和阎真。 刘醒龙曾经以《分享艰难》和《挑担茶叶上北京》，让我们感受到了遭遇上挤下压、陷 入困境中的乡村干部的无奈和挣扎、退让和迂回；由《分享艰难》繁衍和深化了的长篇 近作《痛失》却是含着热泪让他心爱的主人公孔太平磕磕碰碰又带有几分必然地走上了 腐败堕落的不归之路。阎真的《沧浪之水》，则是一篇探隐索微的“腐败发生学”研究 大著，作品主人公池大为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令人感叹，在现实的困境中要么被冷藏至退 休，要么就被现实的生活压弯了腰，在曲意逢迎和投机取巧中奔向仕途的金字宝塔。不 同于那些泾渭分明的“反腐败”文学，池大为的“迷途知返”，觉今是而昨非，有着内 在的合理性和可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