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补缺主义——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 一部较权威的文学史的缺位使得文学史的重写成为学界一大热点。文学史研究中的三 大不良倾向给这一领域拓出对话的空间。 董健:这些年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至1 983年,共有四种版本:华东二十二院校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南京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等十院校的《中国当代文学初稿》;华中师范大学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张钟、洪子诚等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这个阶段的研究有相当大的局限。 再接着就是当代文学史写作全面开花的第二阶段:一些学校自己开始编写教材,据我 所知就有几十部。这些书基本上是前面文学史写作的延续,水准甚至还有所降低。如果 第一个阶段属于开拓期的话,第二阶段就可以说是一个平面展开、长期低迷的时期。在 这种情况下,1999年洪子诚和陈思和的两本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就比较引人注目,这就是 第三个阶段。 丁帆:客观地看,在文学史编写的长期低迷中,这两本书取得的突破和成绩有目共睹 ,可以说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这两本书具有较鲜明的特色,尤其是陈思和的《中国 当代文学史教程》,尽管有不少人就著者的随意性抨击它不像史(作为文学史的教材当 然不能这样来写),但是它可读性很强,其中一些审美观点比较新颖,尤其是提出了“ 潜在写作”、“无名”和“共名”这些观点。在长期文学史写作的低迷中,提出这样新 的观念非常可贵。 董健:我认为最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存在着三种不好的倾向,我们在编史时 应该注意避免。首先是为历史补缺的思想倾向。以往的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褒扬有加, 认为“三红一创”、“革命样板戏”等光辉而又丰富,然而用现在的审美视角一看,这 些已经远远不够了。有的人不愿面对历史的贫乏与不完善,他们“好心”地来为历史“ 补缺”。于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另辟蹊径,提出了“潜在写作”。《教程》首先 推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甚至一直尘封、无人知晓的沈从文的一封信,也作为“潜 在写作”进入了文学史。这样一来,历史就丰富了。但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历史绝不丰富 ,这就叫历史补缺主义。 丁帆: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绕不开的是写作主体对文学史对象的价值定位。资料堆砌与 价值过于显露,这是一个悖论,如何恰当地掌握这个度,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一方 面我们要防止资料堆砌,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为了表达新观念,为了表现一种价值观念的 超越性,而有意识地去发掘被第一次历史叙述所淘汰、被筛子筛下去的东西,对其进行 过度的褒扬解读与阐释。对那些能重新回到筛子里、能被我们重新选择出来的文本或文 化现象要抱一种慎重的态度,不要陷入另外一种极端化的偏向。 董健:第二个倾向,我借用马克思的一个概念,称之为“混合主义”,即把历史的链 条打乱,把历史进程的前后混在一起。就是抓到表面现象,混淆了事物的新与旧、先进 与落后、新生与没落,把晚秋的残阳当成春天的朝日而将其混为一谈。中国的后现代主 义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历史混合主义。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思想文化观 ,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执和极端。但因为中国没有出现很典型的工 业文明,目前正处于一个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混合交杂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到了中 国,就变了味,把一些反现代的东西(如带有封建专制主义性质的某些极左的东西)都当 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宝贝。 王彬彬:现在文化界出现了某种思想回潮,就是莫名其妙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 肯定“十七年文学”。针对这种背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一个基本的批判 思想。 董健:所谓“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的观 点,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从历史过程的延续来讲,同样也可以说没有秦始皇也没有今天 的中国,因此这种说法毫无意义;其次就是它完全否定了具体历史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否定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趋 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的不同。通常说新时期文学有一些旧的传统的因素在延续 ,如一些左的观念没有肃清,作家头脑中还有旧观念。但有些人却运用一种高度抽象化 的手法,来论证“十七年”文学中某些主流的东西与新时期文学是一致的,从“五四” 到“十七年”到新时期是一致的。《红岩》中成岗有一句诗“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 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据说这是一种受难英雄的形象,与新时期的朦胧诗有相同之处 ——不仅与北岛的“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一样,都是受难英雄的形象,而且 与“文革”中红卫兵那种献身精神和拯救意识也完全一致。比较到了这种程度就毫无意 义可言了。 王彬彬:抽掉一个具体的环境来考察人在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那么洞房花烛夜同妓院 里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两样。有人引北岛的诗与成岗的诗相比,可他没有提及北岛的诗还 有下面这样的话“我是人/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这普普通通 的愿望如今却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这就是对现代公民基本的人权的呼唤,这是一种 真正的现代意识,与受难英雄的价值内涵显然是不一样的。 丁帆:他们还认为巴金《随想录》反思文革的方式是政治道德化的思想方式,其开出 的“忏悔”的药方,与文革的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的作品一致。巴老是反思文革的,是 反思自己在文革作为“奴在心”的奴隶的精神状态的,怎么与文革是一致的?完全否定 文学作品在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把历史链条打乱以后什么都有道理,什么都没道 理,历史的环一旦解开混在一起,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