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研究视野与确立研究重心 钱理群(北京大学) 我完全赞同刘纳所提出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与“写慢点”的主张。我们正面临着 “学术体制化与商业化”的双重压力，“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就是坚持学术的独立性； “写慢点”就是克服浮躁心态，不写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扎扎实实地提高学术质量与 品味；这都是抓住了当下中国学术界的要害的。 关于现代文学研究，我想提三点零星的意见。 一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我想提一个“现代汉语文学”的概念。这里有两个 意思。一是要强调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变革首先是一个语言的变革，胡适曾用“国语 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概括变革的目标：即是要创造出适应现代中国人的思维 、情感表达、交流要求的，具有思想与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语言，从而创造现代汉语 文学，并进而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在我看来，这样的目标 ，正是规定了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的。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正是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 逐渐成熟的过程，而现代文学最伟大的成就也正表现在它对促使现代汉语成为现代中国 的共同语言、现代文化的载体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 言说方式与心灵世界。很显然，“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研究”本应该成为现代文学研究 的一个重心和基本课题，但这恰恰是我们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这种状况亟待改变，这 是一个很大的“生长点”。其次，我要强调的是，现代汉语文学从本土产生，以后逐渐 扩大到海外：开始还是一种“华侨文学”、“留学生文学”；以后，随着绝大多数华侨 加入侨居国国籍，一些土生华人加入汉语文学的写作，并开始有非华裔的外国作家尝试 汉语写作，现代汉语文学成了所在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显示了与本土现代汉语文 学的不同特色，同时又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 化的巨大变革，以及世界格局的重大变迁，现代汉语写作自然仍是以中国本土为基地， 但确实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一种世界文学现象，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法籍华裔作家 高行健以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标志)，而且还有继续发 展的趋势。这样的事实对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挑战：或许我们应该突破单一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的格局，而从本土与海外现代汉语写作的互动中来考察20世纪现代汉语文学的发 展。这些年已经有不少朋友就“华文文学”作了大量拓荒性的工作，这里提出“现代汉 语文学”的概念，只是希望找到本土与国际现代汉语写作的共同点，形成一个更大的研 究格局。 我要说的第二点意见，是当我们谈到“生长点”时，很容易把重点放在对陌生的作家 作品的开发上，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炒冷门”。我不反对发掘边缘作家，这方面或 许还有一定的开拓余地。但我始终认为，研究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支撑现代文学大厦的 重要的作家作品上，而这些看起来研究得相当深入的作家作品研究领域，其实还是有许 多“生长点”，有待我们去开发的。就以鲁迅研究为例，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研究得过 深过广已经无话可说，而是研究得很不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探讨。人们很容易就注意 到，在这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个“鲁迅热”，无论在公开的报刊上，还是在网络上，人 们围绕着对鲁迅的评价与认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且参与者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界 的范围。这一事实已经构成了重要的当代文化现象，本身就很值得研究；而且它还向鲁 迅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逼着我们作出学术的回应：当然不是情绪化的表 态(我因此反对“保卫鲁迅”这类提法)，而是由此产生我们的“问题意识”，进行充分 的学理的探讨。比如，在我看来，这次争论，有些是历史上的争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 继续，也与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上所发生的分化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当年鲁迅与现代 评论派、新月派，与太阳社、创造社，与周作人、林语堂等“论语”派，与左联领导人 的论战，重新进行历史的清理，鲁迅在这些论争中所发表的许多意见是可以作为我们思 考当下知识分子选择问题的思想资源的。此外，世纪之交围绕鲁迅所展开的论争，实际 上涉及了许多重大的思想文化命题，例如，关于“宽容”，关于“复仇”、“以暴易暴 ”，关于“爱”与“憎”，关于“信仰”，等等，都是中国以及世界思想史上争论不休 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需要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思考与 充分讨论的。我在这里以鲁迅研究为例，是想强调，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必须与当代现 实生活保持一种有机的联系，我们学术研究的“问题”，只能来自(或立足于)中国的本 土的现实，而对问题的学术性的解决，则是学理性的，更带根本性的思考与研究。这是 我们学科的生命力所在，绝不可掉以轻心。 最后要说的是，在学科建设上，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会上有些先生谈到了建立“ 现代史料学”的问题，我很赞同。这里要补充一点，曾经有人否认现代文学研究有版本 学的问题，这自然是一种隔膜之论。事实上，现代汉语在表达上的某些特点(如标点符 号的特殊功能)决定了“现代版本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如何建立现代版本学的 规范，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我们中文系有的年轻教师正在通过《废名集》的校勘进 行这方面的试验。在学风越来越浮躁的当下，能够这样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基础性的学术 工作，是应该鼓励与提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