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普查与深度开掘 严家炎(北京大学) 我赞成杨义的观点，让文学史“通”起来是很多人的共识。中国现代文学可向上联通 到戊戌变法时期，向下与当代文学接通起来研究。不要人为地框住了自己的视野，这是 不利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发展的。 下面，我想谈一点感受，提一点建议： 首先，我很欣赏这次会议以学术生长点为讨论的主题，让大家能在这样一个宽松融洽 的氛围里真正自由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各抒己见。但我建议，在注意讨论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的同时，应继续重视开展学科的普查工作，将“五四”以来的各类 资料，如重要报纸的文艺副刊等，编撰成索引、提要。这项工作对学科发展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孙玉石先生已经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了。但这项工作仍需要拓展规模，需要各地 同行一起做。现代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渐次出现过许多文化中心，如最初的北京， 稍后的上海，抗战时的重庆、延安、昆明、桂林、永安等。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 的编撰工作牵涉的面很广很大，需要全体同仁的齐心协力。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学术生 长点”，如能切实实施，将会由此涌现更多的新的生长点。 其次，就学术生长点这个话题，有许多方面可以谈。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尚有一些 空白：比如对于港台文学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研究。再如，像“鲁迅”这样的热门题目， 也有不少可供“生长”的缝隙。如以往认为鲁迅前期的彷徨是因为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 ，这一看法现在看来是有点简单的，可以再议。更应当引起注意的是鲁迅的后期思想。 后期鲁迅同样也在挣扎、彷徨，同时还在继续着对庸众的批判，对革命、对苏联也有锐 利的观察与剖析。后期鲁迅深感个性主义的脆弱，同时对集体主义又有困惑和疑虑。在 书信、日记里无不屡屡表现出种种苦恼，尤其是在遭受到来自左翼内部的批评之后。有 资料表明，苏联曾多次请鲁迅去休养，均遭谢绝。1936年阴历年初，由胡愈之转达苏联 要鲁迅去休养的邀请，被拒。此时的鲁迅，对苏联现状深为不安。在他看来，革命的蛀 虫是尤为可怕的。他说：苏联国内情况怎样，好像也是内部出了问题，我担心。所谓“ 苏联国内情况”，指的是斯大林扩大肃反。在后来公开发表的资料里，胡愈之谈到的鲁 迅的这些担心和忧虑，都被删去。罗曼·罗兰是苏联忠诚的朋友，但在目睹了上百成千 的人被处决后，在他访苏后六十年才问世的日记中表示了对斯大林的不满。这位苏联最 好的朋友也心灰意冷，忧虑万分。鲁迅晚年也有与罗曼·罗兰相类似的思想活动。如果 能结合鲁迅晚年的这些思想，重新理解、阐释《故事新编》这样的作品，将能开掘出新 的、更让人信服的思想内涵，并更好地了解它的文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