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生长点在于一个“通”字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本人是学现代文学出身的，过去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可以说，现代 文学是我的“老家”。老家有老家的缘分。现在，我对中国古代文学思考得比较多，主 要研究精力也放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游学”在古代文学领域。游学有游学的新视野。 就文学学科分界来说，我始终认为把中国文学划分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以及当代文学 ，这是相对的，作为社会分工在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反映，这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中国文 学源远流长，精彩纷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研究者的精力、生命和知识积累都很有 限，大家分工协同进行研究，可以在具体学术领域走向精深。但中国文学史作为历史有 如长河，是一个延绵的过程，中国文学史本身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泾渭分明的断裂。文学 史上只有由文学事件或作家或作品构成的作为标识的“界碑”，和由这种“界碑”而构 成的相应的时间段落，比如“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为中国文学的重大事件，它就是一个 “界碑”，由于这个“界碑”，中国文学相应地进入了现代时期。再比如鲁迅就是一个 “界碑”，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也是一个象征。中国文学精神的发展有它自 己的内在逻辑理路，具有延续性。“五四”新文学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并 且从现状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两种基本类型，不论从内在品格 上，还是从外在形态上，它们都有明显的不同。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恰恰在 这样一种不同中构成了“对举”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品质和外表形态相对于中 国古代文学而突凸和彰显，反之亦然。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其它民族文学作为比较 ，站在中国古代文学内部，以一种内视角来观察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是很难发现它的 “类型”特征的。只有古今贯通，把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进行内在的综合研究，才能把 被学科割裂开来的文学知识碎片，还原和整合出文学智慧的整体性。 就研究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也构成这样一种“对举”关系，就是说， 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互为背景。就我本人来说，过去研究现代文学时，古代文 学研究始终是潜在的背景，现在研究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则处于潜在的地位。就我 的内在精神而言，并没有绝对性的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之分，只有“显在”与 “潜在”之分，过去是现代文学研究显在，古代文学研究潜在；现在是古代文学研究显 在，现代文学研究潜在。对古代文学的思考始终构成我研究现代文学现象的知识背景和 价值参照。反过来，对现代文学的思考始终构成我研究古代文学现象的知识背景和价值 参照。如果说我的文学研究有什么特色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比 较意识和贯通意识，始终是我非常看重的，它既是作为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学术境界， 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思维方式贯穿于我的文学研究学术活动中。由于你有两个 学术领域，两个知识世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之进行比较，进行贯通。这样你的每个 学术领域和知识世界，都是开放的，充满活力的，能够把“知识”转化为“智慧”。知 识和智慧的区别，在于知识就是脱离了生命过程的结果，智慧是能够结出果实的生命过 程。在这点上，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一句话深得吾心，他说：“智慧是知识的善于运 用，知识并不就是智慧。”因此，做学问，“通”字很重要，要下功夫做好“通”字的 文章，融通，汇通，贯通。小肠和大肠不通，人是要得病的，一气贯通，就百病俱除。 贯通就是智慧，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具有一体性，整个文学研 究都具有一体性。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分隔仅在学术分工上有意义，对于文学研究 来说，它们不可能分开，而是要相互贯通的。任何割裂两者关系的文学研究都不可能取 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 鉴于我本人的学术经验和我对文学史的一些基本观点，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 术生长点”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感兴趣的。以此为主题，这么多专家学者召开这样一次 “极品”会议，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说明了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说明中 国现代文学学科有潜力、有活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过去取得丰硕的成果和长足的发 展之后，现在如何深入、如何突破、如何寻找新的生长点，以求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以为寻找现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关键之一也是讲究一个“通”字 。因此，我主张建构“大现代文学”这样一种观念。我所说的“大现代文学”，包含两 方面的含义：一是现代文学应该通到当代文学，起码使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现 代文学贯通到20世纪90年代，成为与古典文学相对举的完整的文学形态。二是现代文学 应该和古代文学贯通，从而使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进行深刻的对话，而不断激发出创新 的可能性。 过去，我们把“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称为新文学，以示和中国古典文学相区别，“ 新”是相对于传统的“旧”的意义而言的。现在，我们则参照政治史的划分把从1919年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始到建国以前这段时间的文学称为“现代文学”，而把建国以后 直到目前为止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但实际上，“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具有 一体性，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文学即现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而言，“现代文学”与 “当代文学”在外在形态上具有相似性，在精神上更具有一体性，有的只是时代特征在 它们身上烙下的“印记”不同。“现代文学”直接作用于当前的文学，它们在实践上具 有贯通性。同时，只有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贯通起来进行研究才有活力。另 一方面，过去，在我们的研究中，港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被排斥在现代文学研 究之外，这是片面、错误的。港台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所以，我所说的“大现代文学”，同时也应沟通港澳台文学以及国内各区域 的文学。只有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才能经典化，具有厚重感和较高的学术含量。 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一种当代意识，现代文学学科要把现代和当代贯通，要把港澳台文 学以及国内各区域的文学贯通。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仅有这种贯通还是远远不够的。要 把现代文学研究经典化，必须参考比我们更经典的学科如古代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等。 德国有位语言学家说过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史学家是背着脸的预言家。“背着脸”，指 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姿态不相同，“预言家”意味着鉴古知今，古今贯通。现代文学学 科要有潜力和活力就必须古今贯通。这种贯通不仅仅只是指研究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 的转型过程，同时还指古代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和背景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和 价值参照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古今贯通还包括研究范式上的借鉴。中 国现代文学学科就目前来看，虽然表现得相当成熟，且发展很快，但它毕竟是一个很年 轻的学科，不少文章的知识密度显得不足。古典文学学科则经过了漫长的学术积累，它 有着深厚的文化学、文献学的基础。“现代文学”越来越具有隔代性，很多材料正在消 失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古典文学和史学的学术经验，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发 掘材料，写作完备的、客观的、具有愈来愈大的稳定性的通史，为后人提供开阔的精神 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