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众文艺丛刊》(以下简称《丛刊》)，是1948年3月创办于香港的一个文艺刊物，至 1949年3月，共出版六辑，据说“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①(注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3页。)。《丛刊 》“不设主编，每期以主要文章为刊名，署主要文章的作者名”，②(注：周而复：《 往事回首录》(一)，《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著作者 为“荃麟、乃超等”，1948年3月出版，第二辑《人民与文艺》，著作者为“乔木等” ，1948年5月出版，第三辑《论文艺统一战线》，著作者为“肖恺等”，1948年7月出版 ，第四辑《鲁迅的道路》，著作者为“胡绳等”，1948年9月出版，第五辑《怎样写诗 》，著作者为“马雅可夫斯基等”，1948年12月出版，第六辑《论电影》，著作者为“ 于伶等”，1949年3月出版。第三辑的出版者署“大众文艺丛刊社”，“总经售”为“ 生活书店”，第四辑的出版者署“文艺出版社”，第五辑的出版者署“诗学书屋”，第 六辑的出版者署“艺术社刊行”。从第四辑开始“为避免国民党当局的邮件查封”，“ 改为书籍的形式”发行。③(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62年编印：《1937～1949年主 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目前要完整地看到这六辑的原貌，已不太容易，特别是后三 辑——北京大学图书馆“过刊阅览室”亦仅藏第一、二、三辑。1949年6月，“大众文 艺丛刊社”编辑了《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共收六辑“批评论文”三十八篇中 的二十六篇，占总篇数的三分之二。“选集”未“选”的十二篇“批评论文”中，包括 《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略论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 》(荃麟)、《有奶便是娘的乾妈妈主义》(绀弩)、《萧军思想分析》(周立波)、《哈尔 滨文化界批评萧军的思想》(柳晨)等。“选集”的著作者为“荃麟、胡绳等”，由北平 “新中国书局”出版发行，印数为5000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资料室现藏存有三本。“ 批评论文选集”的“编者”④(注：“批评论文选集”的编者应为邵荃麟，邵小琴的《 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一文中(《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写道 ：“1948年我父亲主编了一种以文艺批评为主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了一些文艺思 想上的斗争，后来这些批评论文曾汇集成《大众文艺论文批评集》(应为《大众文艺丛 刊批评论文选集》，笔者注)。”)在“选集”前言中这样写道：“因为过去这个刊物的 发行区域都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所讨论的内容大体上均针对国统区内的文艺运动中的问 题。” 《丛刊》是一个“以发表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也刊登少量的 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⑤(注：周而复：《冯乃超同志二三事》，《新文学史 料》1983年第2期。)六辑《丛刊》先后发表“战斗生活的报告，速写，实在的故事，诗 歌，小说”⑥(注：《致读者》，《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共约60篇(首)，它们大多 数取材于当时解放区的战斗生活，其中“实在的故事”15则，诗20首，小说4篇，还有 散文、通讯、特写若干篇。此外，《丛刊》还发表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6篇。 尽管到目前为止关于刊物的一些细部问题终未有个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 的，即在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48年——40年代末——到共和国50年代的“过渡”与“转 型”中，其意义与影响均是其他刊物所无法取代的。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之“ 南方大出击”一章中提及“《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就在香港与国民 党统治区的文坛上产生震动，引出各种反应”，“以致今日要了解与研究1948年的中国 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⑦(注：钱理群：《1948年： 天地玄黄》第23页。)洪子诚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之“文学的‘转折’”一章中认 为《丛刊》中有些“批评论文”的“描述成为政治权力话语，它不限于‘反动作家’， 而且在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响，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文学 进程”。⑧(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第 9页。) 但事实上是，《丛刊》的这一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根据 笔者目前所了解掌握的有关材料，拟就《丛刊》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四五十年代之交的 文学进程”这一角度，在对《丛刊》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问题与思考， 以供商榷。 二 与《现代》(1932年创刊于上海)和《中国新诗》(1948年6月创刊于上海)不同，《丛刊 》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而是当时左翼文学人士在香港创办的一个机关刊 物，隶属“文委”(即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这便是《丛刊》在第一 期《致读者》中为什么要强调“这不是一个同人的刊物而是一个群众的刊物”的原因。 但依常理，如果纯粹是一个“群众的刊物”，即或是一个机关刊物，《丛刊》的影响 都是不可能那么大的。那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换句话说，《丛刊》究竟是在什么背景 下创办起来的?刊物的机构与主要负责人是谁?主要的工作者又都是些什么人?弄清这些 问题，已成了我们进入《丛刊》批评论文具体语境的首要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