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戏剧性变化：在80年代 ，当代文学曾引领风骚，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和国家意识形态度过了难忘的蜜月期。在 那一时代，从事当代文学工作或事业是令人羡慕的，那一时代诞生的文化英雄不仅数量 多，而且相当耀眼，90年代之后，资本神话的建立和商业霸权主义的崛起，使文学昔日 的风光难以再现，这种情况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或者说，文学所被有的人所关注或热爱 ，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它是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商业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宰制了 一切，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死抱着文学不放”的这些人，度过了短暂的精神困 顿之后，他们讨论的话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个范畴。 在文化多元主义兴起的今天，对文学前沿问题的理解应该是非常不同的，这里刊出的 陈晓明、程光炜、贺桂梅三位博士的文章，无论是对现代性，文化研究还是对再解读的 凸现，都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理论话题。 文化的政治隐喻 程光炜 当代文学研究如果想保持历史敏感度和有效性，我以为文化研究的介入非常关键。为 便于说明这个观点，应该首先讨论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我们知道，1949 年——1976年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以高度集约化为特征的全民总动员成为中 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如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很长一个时期内压 倒一切的因素。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前提之一，则是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社会主 义文化阵地，尤产阶级小去占领，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去占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深入人 心，而且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概念，唯一的支配性的概念，与上述总体策略不无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不叫“当代文学”，而被命名为“新的人民的 文艺”、“社会主义文学”，最后确定为“工农兵文学”，我想问题的症结不在要建设 社会主义文学，而是要文学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民”、“社会主义”和“工农兵”这几组前置词，指称的是文化，而不是文学；它 赋予当代文学的是文化的象征性内容，是文化的可操作性，而不是要求文学具有相对独 立和自主的审美功能。为什么在当代文学的历次运动和争论中，“服从中心任务”、“ 文艺的方针政策”、“主题”、“题材”、“写什么”、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 情”一再成为主要话语，成为焦点?为什么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都可以从当代文学的文化范畴远远大于文学范畴，甚至经常取代文 学存在的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 因此，当代文化明显参与了当代文学的组织和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前者的 指导和规范，当代中国文学(1949—1976)也才会形成今天这种面貌。例如，《红岩》是 如何从“历史回忆录”到虚构性的“文学作品”的，而上下各个方面，包括编辑又是如 何对初稿进一步加工的。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现代政治文化不是友情出演的角色 ，而实际是制片和导演的角色。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观/生产 秘密的研究上，单纯的纯文学的思维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长，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入：第一、研究文艺体制、文艺政策的建立史，并 考察它们是如何完成文学主题、题材、文学形象和创作方法的建构的，由此可以进一步 认为，当代文学实际是一部多元交叉的、由编辑、批评和创作综合而成的文学史，而不 是单纯的作家、作品史。第二，如果说文化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传统，那么可以说，这就 是政治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居的核心地位。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 文化研究者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他们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极其重要。简而言之，如果说 文化研究怎样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 与权力的关系和组合的方式。由此出发，小至一个文学主张的提出，一个人物形象的塑 造，大到出版社研究、刊物研究、编辑档案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一视野中来重新认识 。第三，应该给作品文本研究以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的弹性，另外，应进一步加强 文本的细读工作。当代文学作品，是在纵横两个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即文化政治和文学 遗产这两个文化背景。从横的方面，它有一个文化政治将社会认同的问题化约成事先已 经决定的文本的过程：在纵的方面，它有一个“前理解”的文化背景，例如，武侠、言 情、公案、传奇等当代文学作品创作潜在的影响，等等。只有这样，当代文学作品文本 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才能得到有效而深入的解读。 但需要强调的是，应该避免用文化研究简单取代文学研究的倾向，认识到，当代文学 虽然是一种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大文学史，但绝不等于是一部文化史。 重审“再解读” 贺桂梅 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的研究思路，最 先由海外的中国学者实践，逐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引起广泛注意。 “再解读”的主要特色在于文本重读，重读的对象是已经被过去的文学史经典化了的 —重要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 白毛女》、《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剧等。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再解读”主要包 括这样几种方式：一是讨论作品的修辞层面与深层意识形态功能(或文化逻辑)之间的关 联。比如《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1996年)的部分章节，或讨论“革命”的社会 实践与“疾病”这一社会病理学概念之间的隐喻关系，或讨论小说如何借助“绿林传奇 ”故事模式和宗教修辞，把政治话语实践于文学的叙述层面。另一种方式，是考察同一 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结构和文类特征上的变化，辨析不同文化力量的冲突或“磨合 ”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迹”。较为成功的是孟悦的《<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 杂性》，比较《白毛女》的歌剧、电影和“革命芭蕾舞剧”这样三种形态，呈现“民间 伦理逻辑”、“市井流行文艺”和“政治话语”等在文本范围里“交锋与会合”的问题 。第三种方式，则试图把文本重新放置到产生文本的历史语境之中，呈现文本中“不可 见”的因素，探询文本如何通过压抑“差异”因素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这 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是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从写作方式、语 言形态和象征形态三个层面，讨论小说如何“在最表层也是最深刻的意义上，回响和阐 释着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体制化了的‘象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