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及其引起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技术的变动 陈晓明：探讨文学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清理，也是建设。现在大家是怀着焦虑不安的 心情看着文学在市场时代陷入困境，除了惶恐似乎无所作为。多年前，大家都期待市场 的出现，好像文学一旦离开政治就会获得自由的空间。80年代初期，文学界期望文学和 政治保持一些距离，虽然没有提到与市场的关系，其潜台词则很清楚：文学离开政治之 后，就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但现在文学真正迈入了市场，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也没有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任其驰骋，哪里是它的安身立命之处呢?在理清文学与市 场的关系前，我们要探讨一下当代文学是怎么样走向市场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清理 。 张颐武：这是个很好的话题。80年代，我们一开始进入市场的时代，有一个很矛盾的 心态。我们对市场的想象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市场里边人的主体性可以获得解放，人 脱离了政治以后，就可以自由地生活。另一方面是不屑于市场。所以80年代的文化存在 一个内在的矛盾。大家都主张精神上的自由和扩张，认为自由的文学的时代就到来了， 物质上满足的同时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满足。但现在看，在这个市场化的时代，这两个满 足并没有同时到来。 陈晓明：你说的这一点非常正确。现在面对的市场难题跟过去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当 时的期望现在看并没有实现。实际上，文化与经济一样，转向市场的过程是一个被迫的 过程。最开始是农村改革，后来到城市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有一种英译 为GO NO WAY。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是无路可走。这种翻译当然不准确，但包含了一种 被迫的意思。文学的改革几乎是突然开始的，大概在1986年，刊物杂志突然就要自负盈 亏。根源可能在国家没有财力来补贴意识形态庞大的宣传机器。出版社，剧院，杂志， 影院等，都要靠自收自支。所以文学的改革和当时的经济改革以及经济面临的困难是密 切相关的。并不是说国家体制不需要文学，而是有经济方面的困难。 张颐武：改革是一个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政府要向地方让利，让老百姓受益，而社 会主义原来的意识形态部门过于庞大，花费很高，国家就不得不对这一部门进行调整， 这样就发生了经费来源的改变。比如，出版社原来是事业单位，现在要改成企业。还有 剧团，电影制片厂，都要转型。当时广电部就提出了一个思路，娱乐片是电影发展的出 路。因为观众的数量急剧下降，票房下跌，加上国家拨款无法落实，所以电影的形势是 很紧迫的。不能像原来的电影不考虑经济效益。比如拍《阿诗玛》，原来拍得不理想， 就重新拍，根本不考虑经济效益，即使造成大量的金钱浪费。但现在则要把文化的很大 的一块分到市场上去了，在生存上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所以，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这种 纯文学的产生，有过生存上的焦虑。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1983、1984年，现代主义开 始的时候，现代主义的文学、现代主义的电影，都是靠在体制上没有进入市场化时的国 家来维持的，因此得到了一个培育的机会。80年代初著名的“四只小风筝”的讨论，倡 导现代主义。当时是并不需要考虑市场效益的，都靠国家来养。再比如陈凯歌的电影《 黄土地》，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投资，当时拷贝在国内市场中是完全失败的，但它可以不 考虑收益。 陈晓明：这个变化的确是一个微妙的过程。开始可能是源于财政困难，文学刊物等从 财政拨款中被划出来。后来的深入改革，可能就更多地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相联系， 经历过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几次激烈的思想运动以后，国家的主要精 力向经济建设转移，这导致文学、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建构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个最 明显的标志就是，当时对意识形态的某些问题采取搁置的办法。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斗争 的工具的职能有所减弱。而在过去，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 。8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出现一定程度的分离，政治挂帅的局面一去不 复返。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市场化趋势逐步形成。 张颐武：文化市场的形成可能来自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国家把它甩出来了，另一 方面，海外、港台的外来文化，提供了一种大众文化的范例，如金庸的小说，邓丽君的 歌曲，台湾的电影《家在台北》等，大量地通过书籍、录相带、录音带涌进来。 陈晓明：谈到这里，我有一个观点，思想的变革和技术手段的变革紧密相连，比如录 音机的出现，每个人的家里都放着龙飘飘、邓丽君的歌曲，这对社会的冲击很大，人们 突然发现文化艺术不再仅仅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个人可以坐在家里一边喝茶 一边打康乐球，而与民族国家的宏伟叙事无关。当时街头放一个台球桌，旁边有一个录 音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80年代初期，或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民间狂欢形式。文化不再是 一个清洗灵魂的手段，而开始转变为身体感性的享受。身体感觉的解放是和某种技术手 段普及相关的。 张颐武：过去，录音机是稀有用品，只有广播界或少数专业人士才能拥有，但到后来 ，盒式录音带、盒式录音机流行起来，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 陈晓明：印刷符号的表意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专制倾向，它的书写构成一种完整的 意义逻辑。德里达一直说书写是反逻各斯中心的。而声音则是逻各斯在场统一的。假如 引入接受者的时空情境，特别是在公共空间里来看的话，书写的意义传达具有精英主义 的权威性，它有着可以反复确认的统一结构和代码。而图象符号、声音符号的不确定性 ，完全没有逻辑，你觉得在面对一个艺术加工的图像、声音文本时，那里边完全没有知 识，没有智慧，没有技术，尽管这些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哲学与生活，形而上学与日 常实践有时候可能是颠倒的。图像时代完全没有意义中心，没有深度意义，甚至它根本 就反逻辑。声音与图像盛行的时代，只能是感官化和身体阅读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