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2)01-0033-03 林贤治早年曾经写诗，有两部诗集印行。而他逐渐为人们所知，大概是由于他和邵燕 祥编辑《散文与人》。直到1998年在《黄河》杂志第1期发表了《胡风“集团”案：20 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他才显示出了批评家的特有风采，令人刮目相看。 在这前后，他陆续出版过《人间鲁迅》、《平民的信使》、《守夜者札记》、《娜拉： 出走或归来》等著作。前年以来，他又有2篇不同凡响的长文《五四之魂》[1]和《五十 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2]刊布。至此，林贤治作为一个独异的批评家，其特点 已清晰地显示在人们的面前。 林贤治是世纪之交出现在中国知识界的一位难得的批评家。其文化视野的阔大、思考 的深入透彻、勃发的激情、犀利峻切的文字和富有文采的笔调，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朋友W对我说，林贤治一出，很多批评家都黯然失色了。这我不大了解，也许是吧。然 而仔细想想，他的文章恐怕也的确不是人们常见的那些苍白、浅薄、庸俗、无聊的所谓 “批评”所能比的。 也有人说他偏激啦，如何如何。在一味崇尚中庸，立论公允妥洽、平正通达的人们看 来，大约也只能如此而已。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父鲁迅，是林贤治主要的思想精神之源。在他 的批评坐标上，鲁迅始终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思想、精神基准的位置上，是任何 人也无法代替的。 鲁迅曾经希望中国有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3](P240) 鲁迅还希望能够听到“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4](P54)是的 ，尤其是在今天，批评界如果没有“真的恶声”，纵然是所谓“众声喧哗”，乃至沸反 盈天，也仍然不过是一个“无声”的世界而已。 深谙传统的“老谱”、又服用着现实“新药”的人们，往往是欢迎喜鹊、憎厌枭鸣的 。所以，发出“猫头鹰的不祥之言”的林贤治，恐怕颇使一些人觉得刺耳、不和谐，因 而感到恼怒和不舒服吧。 不是早就“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了吗?文人学者们大都在孜孜矻矻、兴味 十足地经营着自己的“蜗牛庐”、建构着各自的“象牙塔”。真个是天下太平，谁也不 闻战叫!就像鲁迅所说的，大家本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谁要是认真，就是蠢物。 既然万事都是戏，那还有什么不平呢?如我们似的一类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 像，做得好，有趣(肉麻?)，也仍然能够为之悲喜，于是乎这出戏就做下去、做下去了 ；谁要是站出来揭穿，人们反以为扫兴，以为他多事，于是愤愤然了。 林贤治便是揭穿了真相而使人扫兴的一个批评家。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堂吉诃德。 他直陈作家协会制度的弊端：作家一旦被“养”，就失去了生活的原生态，失去了与 广大社会阶层尤其是底层的血肉联系，而这对于作品的生成是极为有害的。他在回顾了 几十年来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经历后，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分子整体在精神 上是失败的”，“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 他梳理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四”观以后，沉重地宣告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五四 死了”，“知识分子内心怯弱，他们缺乏足够的精神后援，结果“五四”为他们自己所 扼杀”，而“五四”恰恰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摇篮。他明确地断言：“体制内的中国 文学，长期充当权力的附庸，不是装着媚态就是露出死相”，“普遍缺乏心灵的探寻， 灵魂的拷问，缺乏一种崇高的深邃的文学精神”，只要我们能够睁开眼睛正视事实，便 不能说这是危言耸听。关于胡风“集团”案的发生，他严峻地质问道：“仅仅是犹大和 总督的罪过吗?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当时在做着什么?面对同类的痛苦和屈辱，有没有个人 的罪感和耻感?”对于受难者胡风本人，他既指出其具有对文学的焚烧般的热爱，把对 真理、对人民的苦难、对斗争的热爱全部倾注其中，并体现为一种圣徒般的牺牲精神， 又尖锐地指出：“三十万言”并非新作，不过是此前多次“检讨”的扩大，外加“诤谏 ”的内容而已，而且“通篇都是用一种‘奴隶的语言’书写的”。面对知识界的陈寅恪 热，他认为，作为“文化遗民”，陈的气节本质上是维护旧文化的，现在所以变得特别 稀有，乃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长达几十年的集体性精神溃败，而突显其固守的意义而已。 而对记录个人癖好、隐私、白日梦之类的所谓“私人写作”，他以为，把充满各种奴役 形式的日常生活加以“净化”，与“真正的先锋派”大相径庭。他的长文《五十年：散 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对1949年以来的散文写作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分析和透辟锐利的 解剖，对于人们已经习焉不察的艺术模式和陈旧的思想观念进行了痛切而又彻底的颠覆 ，切中了一些名噪一时的散文家的要害。 热烈地唱着所是，颂着所爱，攻击着所非和所憎的林贤治，不像我们似的浑浑噩噩、 模模糊糊、无可无不可，也不像我们似的聪明世故、苟且敷衍、圆通巧滑、卑怯自私。 他是清醒的，也是犀利的；是尖锐的，也是深刻的；是真诚的，也是无畏的。他一再谈 到“五四”，重提“五四”，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呼唤“五四”之魂，呼 唤知识分子之魂。他说：“你们的命运是我们的警钟”。他追问：“五四一代做了些什 么?我们的一代做了些什么?”他对于历史的回顾、总结和缅怀，是为了承担使命、责任 和斗争。他的为人所诟病的“偏激”，恰恰表明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内在激情和严 肃的精神追求，说明他是一个“活在人间”的批评家，是从社会现实不断汲取活力和动 力的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