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小说创作的独特性在哪里?他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哪些新的因素?这是我们在 阅读韩少功的小说时一直思考的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韩少功的小说文本 所呈现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艺术思维到小说语言，从人物形象到表现手法……，他 总是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又是开放的，不断吸纳着世界文化范围内所出 现的文化与文学因素，使其个性变得更加丰富和具有活力。然而，在这变化中，我们也 分明看到了他的“不变”的轨迹——这就是从《西望茅草地》、《月兰》、《吴四老倌 》、《远方的树》、《回声》到《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史遗三录》 再到《马桥词典》所展现出的艺术世界始终与乡村民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与民间的 对话中，不断地丰富着自己对民间的理解，呈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精神情怀的生成过程和 对艺术的不倦追求。 一、揭露和疗救：对民间发出呐喊 文革结束，在痛定思痛、百废待兴的社会气氛中，韩少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文学 重生的背景是反思文革所带来的精神创伤。韩少功作为知青一代作家，在文革后登上文 坛是带有鲜明的那代知识青年的血气方刚，阅读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很自然地看到知青 一代所具有的旺盛活力和不灭的信心，一股朝气蓬勃的重造一切的决心张扬在作品中。 正因为怀有这样的信心，韩少功很自然地以一个知青作家的身份加入了当时的创作主流 。他在这一时期怀着促进社会进步和完善的责任感，急于重新建立在文革中被摧垮的民 心，塑造出一个个优秀的带头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也急于给那个经历创伤的社会以总 结性的发言，所以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数还是带有反思文学的影子，然而在反思中却有他 体验到的农村的真实，他把这一点展现了出来。《吴四老倌》中的“吴党委”吴伟昌为 了达到一亩三百万蔸基本苗，违反农田耕作规律，硬让农民按他的要求重插秧苗，一种 好大喜功的心态其实是代表了那个时代很多领导干部的价值取向；农民也以自己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好恶，公社里用来宣传政策方针的喇叭的电线一次次被吴四老倌割断，他听 不惯那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空话，“快莫讲了!天天割尾巴，割脑壳，‘割’得老子烟都 没得烧!老子听起心里躁!”①(注：韩少功《吴四老倌》，载短篇小说集《月兰》，广 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于是他把广播线作铁丝用来做了尿桶箍，农民天然的想 象力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吴四老倌用尿桶戏谑了那些大鸣大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表 达对于基层独断专行的不满和抵制，并使人真切触摸到了民间的脉搏和来自于民众的声 音。 韩少功在反思文革的同时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但是他更多地是对农民身上不可避免 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是从清醒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反省者角度出发的，韩 少功说：“我力图写出农民这个中华民族主体身上的种种弱点，揭示封建意识是如何在 贫穷、愚昧的土壤上得以生长并毒害人民的，揭示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如何对 立又如何统一的，追溯它们的社会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再把个人‘神圣化’ 和‘理想化’之后，也不再把民族‘神圣化’和‘理想化’。这并不削弱我对民族的感 情，只是这里有赤子的感情，也有疗救者的感情。”②(注：韩少功《学步回顾》，载 短篇小说集《月兰》。)这种“揭示”集中在了《回声》中的根满身上。根满是那个时 代的典型农村青年，劣根满身，活脱脱一个60年代的阿Q，在历次运动中他都冲在了最 前头，虽然他经常在口中说：“毛主席说……”实际上他根本无法领会真正的阶级斗争 、真正的革命是什么，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发挥自己的政治热情，他的一切行为看似很 有目的，抓贼了，办“孙大圣”“革命组织”了……但实际上他的任何行为都是出于自 己偶然的、盲目的、无意识甚至“凑热闹”的动机。小说中，作者居高临下，嘲笑了根 满的一举一动，虽然他是作者目光的关注点，但是他始终没有走入作者心目中真正的中 心地位，作者更多的是逼示出他身上的愚昧无知，直到最后目送他因为“挑动指挥宗族 械斗”“唆使暴徒围攻革命干部”的罪名而走向断头台。 显然，韩少功自然地把自己当作一个伤痕累累的年代和伤痕累累的民众的疗救者，这 继承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虽然他们并没有鄙视来自民众的力量，依然相信 来自民间的巨大活力，但是他们更相信民间是一个需要启蒙的场所。在他眼里，民间主 要是指现实的、自在的民间空间，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立场，民间是 承担其社会改造使命的场所。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在韩少功这一时期的 作品中异常协调地切合在了一起，而且他把知识分子的先天政治热情寄予在上层的自上 而下的力量上，从而借此向民间发出了呐喊。 二、寻找和倾诉：民间里有没有文化的根? 在如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创作中韩少功的精神世界是很矛盾的，他既要歌颂，又要揭 露，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力量也透露出一丝犹疑，这种矛盾 心理在《月兰》中集中体现了出来，一九七九年发表的《月兰》表明韩少功对于文革现 实的思考已经更深了一步，认识到了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不再以单一的政治视角去 看待问题。《月兰》中，“我”作为一个刚从中专毕业到机关参加工作的“小字辈”， 是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农村的，农村也是敞开胸怀容纳了“我”，可实际上“我”并未真 正感受农村，“我”只有改造它的热情，却没有真正理解农民，“我”仅仅只是会下达 “禁止放猪和鸡鸭，保护绿肥草籽生长”③(注：韩少功《月兰》，载短篇小说集《月 兰》。)的命令，却不知道猪、鸡、鸭是农民生活的根本。农民的想法是再实在不过的 ，一切政治上强压下来的东西如果与农民的意愿发生矛盾的话，这种政治的意愿只是一 相情愿。农村妇女月兰迫于生活的重压，放鸡下了田，接下来的种种事件，写检讨的恐 吓，丈夫的打骂使得她不堪忍受选择了自杀，留下的儿子过继给了别人，“我”在内疚 中关心着这个孩子的成长。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断地向读者展示农村妇女月兰善良美 好的心灵，“月兰是个好妹子。只说那年春插，队上牛乏了力睡在田里，她一气拿出十 几个鸡蛋、两斤甜酒把牛吃，还硬是不要钱”④(注：韩少功《月兰》，载短篇小说集 《月兰》。)……于是月兰的死亡更给了人们以极大的震撼。但是对于“我”作者也是 小心翼翼地突显“我”的明理和自我解剖意识，并没有以月兰的死来丑化“我”的行为 ，小说结尾处“这些意念使我奋发，叫我沉思，沉思那些我应该沉思的一切……”⑤( 注：韩少功《月兰》，载短篇小说集《月兰》。)或许恰恰表明了韩少功对知识分子自 身和民众关系的思考向更深一层迈进。他看到了“民间”自身所蕴含着的某种精神并不 能完全由政治来取代，“月兰”这个人物分明带来了韩少功思想上的某种变化，对于月 兰，他不仅是单纯的同情，还有对她身上美好一面的赞叹和惋惜。他意识到了在“政治 意识”之外还有一片精神的原野在震撼着他的灵魂。在《文学中的“二律背反”》一文 中，韩少功认为人们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也不等于艺术形式。这种文学观念的变化，是否 正是由于民间文化形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给了他深刻的启迪?这也就不难理解韩少功为 什么会主张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去寻找“文学的根”。寻根文学的产生离不开改革 开放的时代背景，离不开西方文化、文学对本土文化、文学带来的冲击，但“寻找”本 身也说明了在本土的文化世界里，蕴含着支撑作家精神世界的力量。韩少功敏锐地意识 到了这一点，向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寻找文学发展的新因素，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 。这个时期的寻根作家在寻找文化之根的旗帜下，不约而同地寻到了偏远闭塞的边缘地 带，贾平凹的“商州”，李杭育的“葛川江”，扎西达娃的“青藏高原”，韩少功则寻 到了神秘的湘西。在他眼里，正是没有被所谓现代文明异化的地方仍然保有着民族文化 最本质最生动的部分，韩少功把传统文化的根基放置在了民间当中，传统文化更多地体 现在“民间”的世界中。
